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举世瞩目、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以自身的博大精深，对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走进21世纪，我们应该弘扬中华文化，创新中华文化，从时代的要求出发，破除传统文化封闭体系中的痼疾，继承、发扬其中富有生命活力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学习、吸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一、更新中华文化的观念

    百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华文化传统观念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带来了世界的荣誉，也为此成为历史因袭的重担。西方人赞赏中国人的民族美德，中国人则期待着自由个性的充分发挥。这准西方人的个人意识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中华文化，是变化中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观念，是流动中的观念，不能把这重视个性意识的现象视为“全盘西化”的必然产物。现代化要求高度的民主自由创造和个性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个性化。
    中国文化哲学传统中的人利之争，其实质是如何看待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权利的争夺，实质也是这个道理。尚义的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泊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等人，是反对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孔子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典型的重义轻利的言论。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却公开主张“义，利也”。至于李觏(1009—1059，北宋思想家)、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叶适(1150—1223，南宋哲学家)、颜元(1635—1704，清初思想家、教育家)等人，是寻求道义与功利的共同点。看来，我们的传统哲学，并非一概排斥义利的统一，问题是这种义利统一观为何不能导向中国走向现代化?近些年来，我们才以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义利统一观。这种观念更新，是随着现代化进展起始而引起人们的反思，并不是这种观念不能推进现代化，而是现代化观念需要一种更彻底、更解放的个性意识作为它的内涵。个性意识的觉醒，并不是单纯的金钱观念，更深刻的意义是它对于人的最丰富的把握。
    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文化，儒家学说是汉文化的主干，要探讨中华文化就得了解儒家学说，因为儒家学说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要探讨中华文化的更新必须研究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要接触到对儒家学说的褒贬问题，即“继承精华、摒弃糟粕”的问题。
    儒家学说积极方面表现在：(1)、儒家学说最可贵之处是主张国家要统一的大一统思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华夏”与“夷”、“狄”杂处的时代。孔子主张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实现大一统。汉初的董仲舒也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实现大一统，对维护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从两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尽管朝代不断更迭，有的统治者并非汉族人，中国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与儒家精神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仁”、“义”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它要求做人要做有完善人格的人。因此，对“仁者爱人”不能全盘否定，爱“人”本身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是儒家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以及“忠恕之道”等观念，强调处理人际关系应尊重他人，尊重对方，并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实现“治国平大下”的抱负，从而对中国人民民族气节和“国格”、“人格”观念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3)、儒家思想的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也即关于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正德、利用、厚坐”等一系列主张，都是要求人们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功。(4)儒家主张“中庸”、“中和”，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5)在教育事业方面，教育家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首创了平民教育，注重培养国家的贤才，这是世界教育史的重大创举。
    儒家思想消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1)轻视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卑视劳动者，严重地障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轻视商品经济的发展，把社会上的人们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把“士”排在首位，列入“君子”行列；把“商”列在末位，归入“小人”行列，历代统治者据此制订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障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3)以儒家思想体系主导的“科举”制度，引导“仕人”走上脱离生产，忽视自然科学研究的邪路。(4)儒家提出的“忠君”、“正名”思想和等级观念，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根源。儒家的伦理观提倡“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大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成为封建社会统治制度的纲领。
    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有利于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的传统必须继续发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伦理道德观，在剔除其封建内容后，其道德行为规范，如待人接物中的礼节，人们交往中的信义、友爱，下辈对长辈的尊重等，都是可以继承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消极方面，是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必须肃清其流毒影响。
当前，中国已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民族振兴，国家兴旺而努力奋斗。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识之士必须正确审视汉民族传统文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积极因素，必须吸收；对其消极因素，应当摒弃。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同样，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二、缩小中华文化的差异

    “振兴中华”是激励人们奋斗向上的口号，“炎黄子孙”是团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赤子的纽带，“中华文化”更是中国人的光荣、中国人的骄傲。中华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形态。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使中华文化受到一定的摧残。到了汉初，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又形成了一个“争鸣”的局面。汉武帝时，董仲舒为了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采取了“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办法，使儒家学说成为支配汉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此后，虽受到道、释、阴阳等流派的冲击，但因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祟和提倡，使儒家学说一直影响着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中华文化的差异是多种原因表现多方面的，她既有古今的差异、地区的差异、各民族间的差异、不同集团的差异，以至男女和人与人的差异。如上海的汉族人和西藏的藏族人或汕头人和哈尔滨人，无论在物质生活、人际关系、风俗习惯、观念形态等方面未必比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差异小，更不要从语言上来寻找了，这些应该是正常的，毫不为奇，无需论谈。应该说的是，各族人民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地域在地理位置上的封闭以及地形和气候，特别是教育程度的巨大差异所决定的。
    我们要郑重提出的是这种差异对中国社会、对新时代进程的阻挠作用；政治上斗争的扩大化过火行为，你死我活地斗个不休、斗个不停的文化革命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差距；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故然无可非议，但应该说这和差距不无关系。
    我们应该全力缩小文化的差距，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同时还要善于利用不同层次人们的各种不同文化(或文化传统)中的有利因素，以调动人们积极性，更好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已为世人所共认：西方文化的民主、科技进步也的确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面对新世纪，怎么样交流，交流什么等都是各民族各国间的课题。笔者认为要是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同的主张、见解和理论体系，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应当得到尊重，认真考虑。世界不能只有—种声音，任何人不能凭借经济或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让整个人类都被某一种声音所统治。
    事实上，这种危险的倾向——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也违背人类共同利益。尽管绝大数人渴望和平与安宁，企盼各民族的和睦相处与充分交流，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强权主义还有新的表现。其中最刺目的一点，就是有的人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主张强加给别人，不考虑别人的看法，不承认别人也享有思考与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任意而为。于是，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叫，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还有着太多的战乱与呻吟。
    所以，在谈到本世纪的主题将是和平与发展，各民族文化能够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进行交流时，切不可忽略了我们日日面对的现实。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东西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不可阻挡的。
    中华文化历来是主张和谐，和合的。这种主张的前提就是承认世界是多极的，承认不同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承认不同事物的和谐相处是必要的有益的。有宫商角徵羽等不同的音阶，才有可能组成动听的乐章；有咸酸苦辣等多种不同的滋味，才有可能出现美味的佳肴。没有红橙黄绿等不同的色彩，阳光不可能如此绚丽多彩，世界将会变成单调的一色。这在中华文化中早已成为常识，已经被千百年历史苍桑融入了人们的意识深处。我们赞成和而不同，不强求一样；我们在不同民族之间总是求同存异，真心倾听并努力理解不同的声音。只有较大深度与广度上的文化交流，做到成果共享，才能真正获得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全盘排斥外来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否定本土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都是非常危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空前引进国外文化；另一方面又加大力度发掘、弘扬本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间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交流，在互动中达到各种形态的融合，从长远的角度上看，无论在这一交融的过程中付出怎样的代价，总的来说都是一种进步。入世以后，中西文化的互动必然加速中国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将在保存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前提下进入空前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

四、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向心力

    如何处理好引进外来文化与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关系的问题，乃百年中国一大文化困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没有独立的民族意志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文化就有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胆识和兼容精神，就有可能因闭关自守而葬送中国的前途。历史表明，民族是一个主体，各民族都有其主体性，一个民族，只有形成自身的主体意识，有自己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具有民族自己的内在向心力，才能有推动民族不断发展的内驱力。
    中华文化的增强，既要在国内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素质；也要增强海外华侨的向心力。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虽然远涉重洋，侨居异地，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时刻没有忘怀，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以及民族意识，在祖国光荣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一直关注着自己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已经在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祖籍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以及风俗习惯，至今却持续不变，历久不衰，成为华侨赖以存在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儒家学说一直受到人们的尊崇和赞扬，甚至被视为亚洲“四小龙”腾飞的思想动力之一，它不仅成为维系华侨家庭、宗族和社团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且也是他们经营事业、发展经济的主要理论根据。华文华语虽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遭到同化政策的限制和摧残，但是，旧的华文学校被迫停办后，新的华文学校又很快办起来，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消灭的。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改变华侨一向的皈依佛教的宗旨，可是，长期以来多数人基本上还是成了佛门的弟子。华侨社团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各种显著的变化，但是目前依然大量存在，不少社团会馆在广大侨胞支持下，通过血缘、地缘、业缘、文缘以及善缘等系统，正在华侨社会中继续发挥各种作用。在海外，只要走入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就说明华侨的向心力。
    正是由于华侨在海外努力保护“东方源流”和传播“中华文化”，他们才能历几十代凝而不散，受尽苦难折磨立而不败，并能够与祖国长期认同，迫切期望落叶归根，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祖国建设。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华侨在人口、国籍、职业、经济、文化以及心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起来，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一部分华侨中，尤其是第三、四代华裔，由于居住国实行同化政策的结果，已有不少人逐渐失去了原先浓厚的祖国观念，乡土感情以及文化特征。他们与国内在经济上的联系，也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频繁，甚至在年青一代中已与国内断绝了这种联系。
    为了保护中华历史文化在华侨中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并更加发扬光大；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时机，采取措施，在海外做好扩大文化传播工作。(1)加强中外文化学术交流，扩大传播中华文化，使祖国的传统文化在华侨青年中扎根。(2)大力支持华侨办好各种华文学校和中华文化中心，特别要注意为他们培训师资、编写教材，从而在华侨青年一代中培养民族感情、民族心理、民族自尊。(3)国内要办好华侨补习学校和中国语言学校。(4)夏令营是吸引华裔青年到中国学习中文、寻根问祖的好形式，要争取多办、办好。(5)做好各种社团工作。目前泰国华人社团就有四百多个，这些社团对传播中华文化和团结华侨各界，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6)成立一些对口性民间团体，通过同乡、宗亲，校友等名义，同他们开展交往联谊工作。笔者深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特别是要重视争取华侨青年一代，增强他们的向心力，中华文化定能得到传播和发展。
    “今天，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全球电信、旅游业的发展，欧洲、北美和环太平洋地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各种交流。……我们的生活方式越趋向同一，我们对更深层的价值观，即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的追求也就越执着。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人类越强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品尝别国的美味佳肴，穿穿牛仔裤，享受一些相同的娱乐，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种外在的演变开始侵蚀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强调他们的特色，这是一种文化反弹的现象。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语言和传统都独具特色。有趣的是，我们彼此越相似，就会越强调我们的独特性”。(美／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帕特里夏·阿伯迪妮Patricia·Aburdene，《2000年大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85页)海外华人与中国文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亲缘关系，每个人身上都烙着中国文化母体的胎印。这就像人体内一种最基本的遗传物质——染色体的“人类DNA指纹”一样，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改变不了这种“遗传标记”，也找不到一种与之完全相同的“图案”。在民族性文化与全球性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交汇，而中国文明、东方文明在整个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跨世纪国际文化变局中，我们必须自觉地坚持发扬自身富有民族性的文化精神。
    实际上，世界正在看好东方，走向中国。英国现代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joynbee， 1889—1975年)早就明确指出：世界史的主导权将从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转移，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关键。1972年，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中，把中国看作是潜藏着给未来世界以安定的巨大可能性的国家。他认为：如果“世界国家”——全球性的统一体得以形成，中国将成为其核心，即在全球形式的未来世界中，文明将从西转移到东。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汤因比在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题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重申：在人类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西欧将把其主导权转交给东亚。汤因比确信世界的未来在于中国，他声称在东方看到一种新文明崛起的希望。
    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应该有信心走向世界，也有信心让世界走向他。走进二十一世纪，中国有信心将自己自觉的汇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并且在这个主流文明中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中国将逐步创造一种富有民族主体性的，又和当代世界文化和主流文明相衔接的新中华文化。
(作者：《潮汕文学》、《潮汕海内外名人》编辑部总编、中国汉民族研究会副会长)

摘自：《潮汕海内外名人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