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前后综述
（连振国 莫善钊）
《汉民族研究通讯》摘要
自1987年6月全国首次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召开以来，汉民族研究进一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据了解：《文汇报》、《理论信息报》、《社会科学报》、《民族研究动态》、《西南民族研究动态》，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报导了南宁会议的情况，给予了好评。
南宁会议后，广东史学会、汕头历史学会、广东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有关方面为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做了大量的联络和组织工作。为了推动汉民族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更好地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服务，1988年7月14至15日，在广州召开了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即汉民族研究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筹备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社联学会工作处、广东史学会、广东民族研究所、广东汕头市历史学会、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等6个单位的代表经过协商讨论，决定：
一、定于1989年3月下旬(日期另定)在汕头召开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二、会议的议题是：汉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
三、参加会议的代表均要向大会提交论文，会议规模60人。
四、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广东方面的黄赞发(汕头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连振国(汕头历史学会秘书长)、李鸿生(广东史学会副秘书长)、朱洪(广东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和冼美新(广东省社联 学会工作处文科室副主任)五位同志负责，并由黄赞发同志总负责。
广州筹备会议后，广东方面的同志为筹集会议的经费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广州会议的纪要和会议的预备通知已发出。欢迎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汉民族研究联络员积极撰写论文，参加会议。凡要参加会议的同志请于1988年12月15日以前将论文题目及提要寄报连振国同志(汕头市金砂中路35号四座309)，会议将主要根据论文的情况决定代表名单。
(袁余)
《沿海大文化报》报道
本报讯，记者余夫报道：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于3月26日在汕头市召开。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广东，广西、云南等单位发起，汕头市历史学会负责具体筹办，该会邀请国内外汉民族学者、专家之众，提交论文之多，质量之高，是空前的，可以预见该会的开成与否对民族对国家和世界汉民族的研究，民族的未来，特别对中国的开放改革、现代化将有深刻的影响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广东民族研究通讯》评摘
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民族研究所、广东省社联、广东史学会、广东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汕头大学、汕头史学会及其香港分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于今年3月26日至28日在汕头市顺利召开了。研讨会中心议题是：“汉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是继1987年6月在广西南宁市首次汉民族研讨会后的又一次专题研讨会。参与这次研讨会的发起单位、与会专家学者及研讨内容都比上一次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次研讨会有来自美国、苏联、日本、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北京、上海、云南、四川、辽宁、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90人，多数为中青年学者，提供论文40多篇。汕头市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汕头市历史学会为会议筹备及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使会议如期顺利召开。与会学者对汕头市东道主的热情接待表示十分敬佩。
会议期间，大小会相结合，充分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并对今后汉民族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意见，为进一步开展汉民族研究将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现将研讨会上相互交流的主要观点和建议意见简要综合如下：
一、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1、汉民族起源论。一种观点认为，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古代族群集团均是汉族之源，其中炎黄和东夷两个集团是汉民族的主源，苗蛮、百越和戎狄三个集团是汉民族的支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是汉民族形成的主体。华夏之得名，乃是华胥氏及其嫡裔夏人所构成的。历来对夏人研究较多，却很少对华夏族的始祖母即华胥氏的研究。华胥，是伏羲氏之母。她起源于甘青高原，其后裔部分留居原地，有的向西迁移，其中有一支华人则沿黄河向东迁至肥沃的平原和丘陵。有的华人演变为东夷的一支，但大部分华人则成炎黄族系。到春秋时，中原地区的东夷人融入炎黄族系形成华夏。
2、汉族形成三部曲。经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上述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溶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的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3、汉民族在中原以华夏为主体溶合其他族体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族体后，为自身的发展，延续不断向东南西北迁徙，同诸边的兄弟民族文化互动，交融整合，构成分布于不同地区、不同方言、文化差异的不同民系。如广东省的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就是汉族的不同民系。所以，汉族成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包容性广、文化多元，而内聚力极强的一个民族。这是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种特点。
二、汉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及其传统伦理与现代化的问题
1、有的学者提出汉民族心理素质形成的三条主线：①四千年文明古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②小农经济与宗法关系；③儒家思想文化。并且认为，一个民族社会价值观往往从心理上表现出来。例如，过去汉民族“知足常乐”的幸福观、平均主义的需求与分配意识等等，都是一种价值观。
2、有的学者把汉民族传统伦理的主要特征归纳五点：①尊“礼”为“经天地，理人伦”之本的礼仪传统。②以血亲为凝聚的父系家庭和宗法制度；③浓重的“无主则乱”的君权思想；④奉“孝”为天经地义的尊老教幼传统；⑤恭“三代之英”的怀古情绪和“君子中庸”的处世哲学。
3、现实意义。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心理素质复杂而深邃，似抽象而实具体，可以捉摸分析和透视一个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和特征，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它对现代化适应，承受、参与和推动的能力，以及如何改造民族心理素质或民族性的消极方面。
有的学者也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死守自己的传统文化，盲目加以推崇，就丧失生命力，妨碍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反过来，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母体”文化，即传统文化，会产生民族自卑感，丧失民族主体意识，同样不利于民族的现代化。只有消除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积淀中的毒素”，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三、汉民族研究的深层思考
1、到会的不少学者共同呼吁，要加强汉民族的研究，认为民族研究单位要“正名”。现在，重点研究各少数民族是对的，汉族也是一个民族，同样应以民族学的角度研究汉民族。在我国民族学科研究同样是“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研究，必然向一个地区、多个民族相互联系的交叉研究。不研究汉民族，中国的民族学科也是不全面的。
2、研究汉民族是关系不断增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为实现四化的大问题。“振兴中华”、“炎黄子孙”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响亮口号。但由此也引出一些问题。有人提出：“中华民族，是否只包括汉族?包不包括少数民族?”
“炎黄子孙，是不是专指汉族的后裔?”等等。若对汉民族从理论上、历史上认真研究好，上述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是有益于各民族团结搞四化的现实课题。
3、研究的思想方法：
第一、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不要只停留在研究历史源流，或盲目颂扬传统文化，更需要研究汉民族的现代化问题。既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性，又积极克服落后传统的滞后性，尽快跻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冲击中，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调发展。正确认识自己，又善于向别人学习，互济互补，不失却自己的民族性。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使东西方文化冲击，转变为东西方文化沟通渗透，各取所长，共同为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汉族内部民系多，不仅要研究中原文化，同时要研究各个民系的文化特征，从个体到整体，个体整体相结合，才能更全面研究汉民族的文化。
在研讨会期间，有的学者介绍了国内外对汉民族研究的动态。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克留科夫(中文名为刘克甫)等合著《汉民族发展史》八卷本，已出版了五卷。广西学者徐杰舜著《汉民族史》已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即将问世。首次汉民族研讨会的论文集，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委托汕头市历史学会选编，继续交由广西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
与会的国内学者多数建议成立汉民族研究的学术团体。经发起单位协商，认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提供下次研讨会再议，经协商决定，第三次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筹办，于1991年在昆明市召开。同时，由汕头市历史学会香港分会积极筹备在香港召开一次更广泛的汉民族研究国际性学术会议，什么时候筹备成熟什么时候举行，届时预定邀请国内汉学家20人参加。
(仁江)
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摘述
继一九八七年六月南宁第一次全国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以后，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历史学会、汕头历史学会、汕头大学和汕头历史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主办的、国内首次空前规模的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广东省汕头市举行。
参加本次大会的，有来自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北京、上海、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共100多人，会议共收到论文80多篇。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课题是：“汉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
同内外著名人士吴森吉、丁伟志、牙含章，黄宗识等汉学专家、学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和贺电。广东汕头历史学会名誉会长陈厚实领导了这次会议的工作，并向国内外汉学专家致欢迎词。汕头市副市长李练深还在闭幕词中宣告本次“首届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的圆满成功。从学术的角度看，本次会议与上次南宁会议相比，不仅会议规模人数较大，特别是会议听取得的学术成果更是引人入胜。现综述如下：
一、汉民族的起源
汉民族的来源问题，历来有诸种假说。本次会议亦多有涉及，雷宏安介绍了目前提出的六种观点：1(1)巴比伦说，此说为法国人拉克贝利提出。他认为：“中国汉族来自欧洲的喀尔迪亚地方，属于古代巴比伦人的巴克族。”理由是：汉族的洪水故事，八卦思想、五行观念、占卜方法、语言文学等都与古代巴比伦人的文化特征有关。甚至说巴克人的“乌尔鲍”神就是汉族先民崇敬的“伏羲”，“撒尔刚”神就是“神农”……拉克贝利的假说得到了中国学者章炳麟、刘师培、蒋智、黄节等人的赞同，但也遭到不少学者的责难和反对。(2)埃及说：此说为德国牧师基尔回提出。他认为：中国早期的甲骨文和埃及金字塔的某些象形文字差不多，因此推断汉族的文化来自古埃及地区，汉族就是从埃及人的一支发展起来的。(3)黑海说：此说为瑞典人詹姆斯列克提出，他认为：“汉族是在公元二千多年前，从黑海之滨穿过阿尔泰山和南方山脉来到黄河流域。
(4)土耳其说：此说为瑞典安特生提出，他根据河南安阳、甘肃等地出土的古陶器、骨器的形制断定：汉族及其先民是从土耳其阿士卡巴附近的阿脑河流域迁来的。(5)蒙古说：此说为美国学者安德流提出。他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文)都刻在兽骨上，兽骨是游牧与狩猎民族的遗物，因此推测汉族先民起源于蒙古。(6)土著说：此说为中国学者提出，即汉民族源于中国本土，所以称为土著族。
中国学者对于汉民族在中园本土的起源又有三种观点：(1)两个主源三个支源。徐杰舜认为，华夏民族是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在春秋时溶化而形成的，其中的夏民族是炎黄部落联盟中黄帝部落的后裔，周民族则与留居在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族源关系。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在夏末形成一个新的商部落，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民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苗蛮集团中的一支发展形成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百越集团中之于越于春秋战国之时溶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民族。而百越集团中的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即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傒人、僚人，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民族之中。自黄帝之时至春秋战国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戎、狄各氏族，部落以及部族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汉民族的体系之中，因此，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古族均是汉民族之源，其中炎黄和东夷两个集团是汉民族的主源，苗蛮，百越和戎狄三个集团是汉民族的支源。
(2)一个来源。田继周认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夏族或华夏族是在周朝时由夏人、商人、周人才融合而成，不符合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历史的发展史实，他认为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也是名称的来源。夏族或华夏族经过商周时期，得到发展和壮大，后由于汉朝的存在而又逐渐改称汉族；侨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吴主惠先生也有相似的观点，吴先生认为：以三皇五帝或黄帝等历史传说为祖先范畴，规定了汉民族的起源。远古时期的汉族先民，经过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的长期发展，才在秦汉时期演化为真正具有民族学意义的民族。
(3)华夏族源于华胥氏。何光岳认为，华夏族之得名，乃由华胥氏及其嫡裔夏人所构成。历来对夏人研究得多，并公认夏乃华夏人和其嫡裔汉人的祖先，但却很少对华夏族的始祖母华胥氏的研究，必须认识到华夏族是首先有华胥氏，然后才有夏人。华胥氏起源于甘青高原，其子孙除一部分留居于甘青高原和向西北、西南迁徙外，其主要一支华人则沿着黄河东迁至黄河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丘陵区。有的华人则演变为东夷的一支，但大部分华人则成为炎黄族系，到春秋时，中原地区的东夷人，融入于炎黄族系，于是华夏族主体基本形成。
二、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
汉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史的研究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很显著的，从每个时代汉族的演变与发展，到局部区域汉族的迁徙和成长，诸种形式在参会著述中都有。连振国从汉代的八个历史特点①民族思想的长期稳定；②封建中央集权的巩固；③生产力的全面提高，④封建关系的相对成长；⑤军事上的灵活战略，⑥民族的凝聚、关系和发展；⑦幅员辽阔，民众物丰；⑧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论述了汉族的凝聚稳定及汉族研究的重要性。白翠琴着重分析魏晋南北朝汉民族的发展，指出过去偏重于论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给汉民族注进大量的新鲜血液，汉族又汲取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丰富了自身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汉族人口分布较前广泛合理，与其他民族一起，对恢复北方社会经济和开发江南作出贡献，为隋唐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许多代表对地方汉民族的历史发展作了研究。杨豪着重于岭南汉民族的考探，他认为真正有见汉族人的进入岭南和在岭南安下家衍传子孙，应在秦汉那时以万或号称数十万计的中原军旅南伐及其居民南徙开始，六朝时期也有大批汉人进入岭南，今岭南犹能确认属其子孙遗裔的有客家人、广府人、宁氏族人、福佬人，操“官话”与“军话”族人和国外异族汉化族人等几支。雷宏安也从云南曲靖早在秦汉以前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记载和文物考古方面，对曲靖汉族的来源作了探讨。
汉族是从秦汉之后才陆续大量地迁入广西的，由于环境差异和受少数民族同化影响，广西的汉族形成一些“一般汉族”所没有的特点，形成若干支系。袁少芬和彭艳认为：汉族在广西的发展具有二个典型研究意见：①汉族在一个地区的人口，是如何由近于零而发展为占三分之二的人口比例的，这是汉族发展诸多类型中的一类典型；②如今广西壮、汉及其他民族人口分布的“三个板块”的状况，是历史上民族间渐进性民族同化的一种典型，是考察研究汉族民族发展史及其发展若干共性规律的“活化石”。袁少芬和彭艳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对广西汉族各支源，如普汉支、客家人、庶园人、百姓人、六甲人、伢人、旦民、福建人等的源流发展及支系典型特点作了分析。袁少芬还认为，过去受大汉族正统思想的影响，对有关汉人壮化等“少数民族化”问题少有研究，就广西而言，讲汉化多，讲壮化少，这种研究工作中的偏颇应当改变。松冈正子(日本、女)对广西学者所做的实地考察和观点表示同意与浓厚的兴趣。在日本从氏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有不少学者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人研究汉族，主要研究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的汉人社会，现以日本汉氏族博物馆为中心，进行研究中国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思想影响的问题，所以有不少的日本学者希望能在中国的内地实地考察。松冈正子希望以后有机会与广西的学者去做实地考察。还希望得到各地中国学者的帮助和合作，她建议中国的汉民族学会和各位学者能大量进行全国性的汉族各地的实地考察，这样会有更多的外国学者希望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交流。
三、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汉族与少数民族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不是今天提出的新问题，而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形成的，多数代表认为，中国各民族打不散，分不开，始终凝聚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各民族在族源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地域上交错杂居，经济上密切联系，历代统治者政治上互相兼容。中国境内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不是政治宣传上的需要，而是中国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如果今天有人在中国企图搞分裂，不论是那一个民族，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八十年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中，许多兄弟民族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反思，维吾尔族的专家学者认为，维吾尔族长期生活在孤岛似的绿州中，创造出光辉的绿州文化，为繁荣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但绿州文化带有狭隘的小农意识，“有了毛驴，不求飞机轮船，”妨碍民族开放与进步。蒙古族学者认为，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相比，部落观念相当严重，喝酒之风盛行，商品观念淡薄，宗教意识浓厚，有钱不去扩大再生产，而去寺庙求神拜佛。多数代表认为，各民族通过自己的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反思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消除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糟粕与沉积，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杨荆楚认为，坚持语言平等是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当前汉族人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人数呈下降趋势，已经引起兄弟民族的忧虑和不满。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双语制”教学存在学校升学考试均以汉文命题、评卷和决定录取标准，民族语文不起作用等问题，应当采取正确政策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提倡和奖励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民族语文，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
李泳集通过分析汉族文化在粤西地区的涵化过程，说明中原汉文化的涵化并不完全是文化适应，而且还有文化反抗的结果，因而在今天的西江流域仍然存在多层次的历史文化沉积，它们是我们现在制定这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所要注意的问题。朱洪从客家人与畲族的文化互动探索汉民族南迁的历史过程，认为客家人与畲族先民长期居住在共同地域之内，文化上呈有近似的方面，但不能因此忽视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因为各自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的差异仍旧明显存在，应当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四、汉民族观念的更新和现代化
汉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是会议中议论最多的话题，不少代表通过剖析汉族古代传统伦理和民族心理素质的主要特征，窥视其作为文化心理因素对古老汉民族发展的影响，穆立立认为，汉民族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是千百年来缠绕在我们民族身上的痼疾，汉民族不同集团之间极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地域在地理位置上的封闭性以及在地形和气候上的巨大差异性所决定的，这种差异造成的危害莫过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多层次性和发展上的时间差对中同社会进程的阻碍作用。
林生早认为，儒家思想体系中有利于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的传统必须继续发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伦理道德观，剔除其封建内容后，是可以继承的，儒家思想中轻视生产劳动，轻视商品经济，忽视科学技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等观念，是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必须肃清其影响。
莫善钊认为，现在的讨论仅停留在关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劣上是不够的，应当运用传统文化的精华，如《易经》文化，作为开拓新知识，创造新价值，发扬新功能的有力工具。汉民族传统的《易经》文化中阴阳哲学和数理逻辑就能很好地解释美国学者艾略特在证券预测中的波浪理论，并能开拓出新的知识体系。
林同和认为，古代汉民族的儒家观念具有两重性的品格，现代化已在亚洲“四小龙”中得到证实，汉民族传统所具有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应当全盘否定，而且应当会成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一种文化形态。彦晖(香港)认为，应当反思“五四”运动七十年代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发扬中华民族的优势，走向太平洋的工业化时代。
许多代表还谈到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华侨在海外努力保护“东方源流”和传播“中华文化”，才能历几十代凝而不散，并能与祖国长期认同，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黄绮文认为，应当大力支持华侨华人办好各种华文学校和中华文化中心，特别要注意为他们培训师资、编写教材，从而在华侨青年一代中培养民族感情。黄叔麟(新加坡)赞同这一观点，他介绍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华侨在人口、国籍、职业、经济、文化及心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他认为民族感情淡化是目前华侨社会变化的主要趋向，应当采取措施，在海外做好扩大文化传播工作。
会议中一些代表还就汉民族的鼓文化、茶文化及其融和力和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综上所述，这次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开得很成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盛会，作为一次学术大检阅，它充分 显示了现代民族研究的重大进展和雄厚实力。正如会议期间汉学专家杨荆楚所指出的那样，本次会议必将成为汉民族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另外，会议期间传出喜讯，本次会议论文集将由汕头历史学会编集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负责印刷出版，同时，会议期间还通过了建立汉民族研究学会筹备组的决议，下次会议将在昆明、香港继续举行，这都必将有力地推动汉民族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深信，有正确理论和切实可行的方法作指导，通过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汉民族学术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汉民族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必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汉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一起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