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续论——论汉谈潮
（连振国）

    上期《汕头史学》已介绍了我对汉族形成的粗浅看法，本文继续谈论汉族问题，主要是论汉谈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1]和新、旧的词典、字典，都突出了汉朝和汉族的注释，还就代人研究经学着重名物、训诂和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学问的“汉学”作了重点注解。《汉书》就提到“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2]在我们表报中更少不了“汉族”这一项的填写。
    在史学界中，解放初年，汉民族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论，到了近年来汉民族问题才逐渐成了注意的中心。原因很简单，汉族不仅有几千年的历史，且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是我国四化建设中有举足轻重的民族。还我历史本来面目，注重它研究它是理所当然也是刻不容缓。我们从《汉民族研究刍议》[3]一文中，了解了史学界对汉民族的研究，正在努力，正在呼吁，中央主管民族研究部门正在重视，正在发动，这与其说是一个转机，毋宁说是一个可喜的兆头。可以预见在1987年的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性《汉民族研究学术会议》和1989年3月在汕头市召开的《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通过学术争鸣，必将把汉民族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对中国的四化建设都有它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汉民族研究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学(术)价(值)高超，队伍强大。那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引起我们中国学者于心不安的状态即将结束。当苏联、美国、日本、西德等国汉学家加强对汉民族研究的时候，我们再不能让“汉民族在中国，汉民族研究在外国”的情况重演，我们应该扮当主角，负起重任，学点理论，读点历史，写点文章，做点实事，不能再落伍于古人和外人。下面就先读读古人和外人的“民族”理论研究。先秦文献提到的“氏”和“族”，“氏”字甲骨文和金文就有二十多个字形。[4]《说文解字》里面也提到“氏巴蜀名山，岸胁之启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左传》隐公八年也说：“胙之土而命之氏，是氏即所居之土，无土则无氏”。《国语·周语》更提到了“未有无土而可称为氏者也。”[5]关于族字《左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强大，非吾族也”。《说文解字》也说“族”，矢铎也，束之族，族也。从族，从矢”。近代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撰写的《洋务在其所长》。[6]还提到了“民族”。本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学者对汉民族的形成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引起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7]所有这些民族理论是对我们汉族研究落伍的鞭策，也是我们汉民族研究的指南。
    解放前学术界对汉族的争鸣这里按下不表，汉民族在西汉形成以后的什么唐宋时期汉民族已经形成，明末清初汉民族才形成为民族、鸦片战争以后汉民族才开始形成等学说也暂不谈。至于先秦长江流域形成的楚民族，与中原黄河流域先后形成的夏、商、周三个族及蛮、夷、戎、狄在春秋战国时融合成华夏族，已基本定论，这里也从略。本文只就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完成了向汉民族的转化，在世界民族的茂林中成长，从西汉建立以后的历史说起：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中经“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奋斗，汉宣帝的继承，汉族的称谓基本定称，再经东汉近200年历史的考验，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就稳定地扎根了。汉国从前206年建立西汉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东汉亡止，经二十五帝一后共426年，它为汉朝之名，又兼华夏之称，可谓源远流长，为汉以后朝代所不能比。这是由于汉国的“思想统一，政权巩固，生产发展，人民安定，国力强盛，民族凝聚，幅员辽阔，文化繁荣”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汉代和汉代以后各朝不论本族或外族，外国都泛称汉的将领为“汉将”，称汉国的军队为“汉兵”，称汉国的使者为“汉使”，称汉国的人民为“汉人”。吕思勉同志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先生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汉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9]这和范文澜先生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所提出的“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的论点是吻合的。这些都集中说明了华夏民族发展转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民族称谓的确定，而汉族称渭的确定正是由两汉的历史特点所凝聚所决定汉族这个称谓，汉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考验，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更加强大，影响更加深远，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是一花独放。我们今天重温汉国的过去，探索它的特点从而揭示未来，寻求指导四化的建设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下而通过《史记》、《汉书》等作品的粗浅学习，试从汉国、汉族，特别是西汉的各方面情况谈谈它对潮汕的影响，供同仁指正。
    一、汉族的“忠臣、孝子、贤妻”的概念到近代仍是作为一个人的座右铭。从夏商周以来，特别在孔孟的思想影响下，更成为了离开这个做人的准则，就成为叛臣逆子，人人可以口诛笔伐。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之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邪辟之说减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0]这是董仲舒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服务的明确主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1]甚至建元元年丞相绾的奏章“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2]未经复议就“奏可”。汉武帝这种“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的做法，影响甚大。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董仲舒还把社会里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说成是“永恒”的天然秩序。提出了三纲的论点，就是后来儒生概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说教中心。作为束缚广大人民的道德绳索，后来的汉宣帝就说过这样的心里话：“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就点明了刘家在“大一统”思想体系指导下，用暴力权术和思想上的两手办法进行统治。东汉的明帝和章帝，在推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比他祖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大力宣传早经神化的儒家学说，把自己打扮成教主的形象欺骗人民群众。公元59年，明帝在太学讲经，使群儒执经问难，据说现场听讲和观看的上十万人，公元179年章帝召诸儒大会于白虎观，议论五经异同，并亲自作出结论，还命史臣把结论著为《白虎通义》一书，使之成为神化皇权，巩固皇权的思想武器。封建“大一统”思想是源于孔子的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3]宣称大一统的思想是谁也不能违抗的圣旨。“大一统”的思想，刘家祖宗臣下男女是无不执行的。如汉六年夏五月，汉高祖就下诏曰：“入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共殃；联亲被坚执锐，自师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14]这种“父为子纲”势必上行下效。又如汉武帝崩，皇太后就诏有司说：“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喜”。[15]这样的号召强化人民的思想，巩固了统治，使“大一统”扎根于“臣下”，更影响于后世，时至今日，在某个角落还是阴魂不散。这个“大一统”的思想，虽然还不能充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一个特征”。[16]却突出的表明“大一统”是维护汉国统治，也是以后历代封建汉族或异族的统治法宝——能够赖之以安的稳定的思想基础。汉族儒家思想对我们潮汕来说，别说解放前，就是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它的基础的。
    二、封建中央集权是汉国历代帝王抓得最紧的政治工作，虽然西汉末和东汉中期后，由于帝王年小无力无知，走了弯路，西汉依靠外戚，东汉指望宦官，导致汉亡。但从汉代整个历史看，他们依靠谁，目的都是为了抓封建的中央集权。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冲击下覆灭了，汉仍承秦制，刘汉统治者吸收秦亡教训，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利用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特别是汉武帝采取巩固封建集权的措施，使汉民族走完了以秦王朝统一华夏民族为开端，到汉武帝时形成的过渡时期。汉宣帝和光武帝时期更完成汉民族的确称，并且巩固它发展它。
    西汉建立以后，王国势力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正如《汉书》所说的“汉兴，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17]就是当时首都附近也是“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18]这种情况反映了西汉初期的郡国分立，兵荒马乱，究其原因是西汉的政治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封国有王侯两级。王的势力很大，官吏除丞相外都由王来任免。王国的封地多者一百多城，少者有三、四十城。汉初七个异姓王封地的总面积比朝廷直辖的郡县还要多。异姓王的韩信、彭越和英布是立下功劳的战将，他们都有自己庞大的武装，构成对西汉的很大威胁。公元前196年西汉统治者花了很大精力诛杀了异姓王、韩、彭、英，异姓王问题基本解决。可是刘邦又用同姓王代替异姓王，他以为这是“天下一家”，“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19]是维护朝廷的可靠保证。他甚至下诏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是，这些不肖子孙随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增长，兵马增多，仍然构成皇朝的威胁力量。刘邦死后不到二十年，就有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反，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贾谊上疏文帝曰：“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三十四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20]他建议在原来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口，以分散王国实力。他的意见初步被实施但没有认真去推行。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削其支郡”，他认为“今削地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1]前154年“诸侯讙哗，吴楚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导出“七国之乱”。
面对地方分权叛乱，汉统治者不心慈手软，为了中央集权景帝派出太尉周亚夫平乱，接着利用平乱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削减了王国的官吏，加强了朝廷的统治力量。到了汉武帝时，他贯彻了当年贾谊的建议，规定诸王死后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诸王子分割原来封地为列侯。这样朝廷并不没收王国封地，但把原来王国的力量分散了，他把郡国划为十三部各设立刺史，巡行监察豪强和守相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广东的汕头地区及梅县地区和福建闽南一部分设置南海郡下的揭阳县，说明中原的海边邹鲁已臣服于汉。在内廷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奏章，侵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使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到了东汉刘秀建立了一个比西汉还要专制的政权。他给功臣们以爵位和封地，但不给他们政治权力。他把原来在内廷处理文书的机构提高为皇帝直接指挥下的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他撤销了西汉设立的丞相，而代之以没有多大实权的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他又提高了刺史的地位，使刺史对郡国的参劾，可以随时派员入奏，不经由三公的案验而直接由皇帝作出决定。另外，他还巧妙的利用当时流行的“图谶”。[22]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这和当时控制着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皇帝利用宗教麻醉欺压人民的手法正是东呼西应，如出一辙，用宗教作为中央集权的一个手段。汉国时期的中央集权使汉国更集中、更强大。汉族这个共同体也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而稳定。它的凝聚力也就随之而增大。所以吕振羽先生说的“华族自前后的汉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我们的潮汕地区，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情况下开始置县、直属于汉，西汉的政治设置，汉族的文化素质，由此而始，传入潮汕，不是无因的。
    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部经济联系能否加强，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与否。刘邦建国之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事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23]反映了秦亡以后的汉代初年的腐败现象，也揭示海内已经“虚耗”。又如“汉初，将相或乘牛车”。[24]在元帝时候，贡禹奏章的一段话(“高祖、孝文、孝景循古节俭，厩马百余匹，方厩马食粟将万匹。今民大饥，而厩马食粟，苦其太肥，气盛怒至，乃日步行之。愿减损乘舆，服御厩马，可亡过数十匹。”“子天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25]清楚的说明了生产已经跟不上需要，统治者只能降低生活要求，不提高生产力，将“国不国，民不民”。
    汉高祖击败项羽以后连同他接班子孙吸收秦亡教训进行改革政治，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农牧工生产的措施：
    1、重农：“汉二年，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惠帝四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文帝二年九月下诏曰：“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27]
    2、减税：“汉兴……天下既定，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史禄，官度用，以赋于民”，“汉二年，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地节三年，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货种食，且勿算事”。[29]
    3、释奴：汉五年，诏曰“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28]董仲舒也说武帝“宜去奴婢，除专杀之威。”[30]
    4、垦田：“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汉极盛矣。”[31]
    5、代田：(改革农业生产方法)“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票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名代田，古法也。”[32]
    6、水利：“武帝时……令齐人水土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33]元鼎六年，儿宽为左内史请凿六辅渠，益溉郑国傍高印之田。 [34]“太始二中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35]
    7、奖牧：“武帝租及六畜。”[36]“昭帝元凤二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37]“翟方请算马牛羊。”[38]
    8、盐铁：原来铸币、煮盐、治铁不受法律限制，扰乱社会经济，所以“孝惠、高后时，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39]因为“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40]
    9、抑商：重农抑商是汉建国以来的国策，“元封元年……大农请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41]
    10、漕运：交通运输是汉代注意的一个环节，“汉二年，筑、通、属河、取仓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42]由于注意交通和运输，结果是“武帝之初，国家亡事，太仓之票，腐败而不可食。”[43]
    东汉刘秀对生产、土地劳力也很重视，他在公元39年下诏核各地垦田和户口，多次下诏解放部分奴婢和改善奴婢法律地位等等。这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皇朝的压力。这对民族共同体来说，既利于汉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也成为汉族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的丰富地下遗存，不难发现当时潮汕的生产状况。
    四、汉国生产力的提高又促进了封建关系的成长。斯大林说过：“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是民族的一个特征。”[44]这个特征，从汉民的阶级关系的内在联系看，它把汉族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汉国农业上的劳动力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有私有经济，对生产有较高积极性的个体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特点：第一，是劳动力依附于土地，这对地主来说是保证了他们的劳动人手。对农民来说，农民也有了自己可以使用或占有的土地。第二，是以耕织相结合的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这使劳动者陷于互相分离，难于组织起来的状态。但劳动者也有可能依靠劳动取得衣食自给的生活，比起奴隶制的劳动力来，农民的劳动状态改善了，劳动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劳动力跟发展了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生产力，这比汉代以前封建关系相对成长了。汉代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皇帝拥有最高所有权，是最大的地主。刘邦在一次宴会上，向他父亲祝酒，夸耀他的“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群臣也欢声喧腾，高呼“万岁”，称刘邦“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45]刘邦本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群臣也是这样看的，皇帝的无上权威是春秋战同以来的王侯所不能比拟的。
    在皇帝以下，地主阶级较高等级是世家地主，他们是封建贵族有受封地的土地和农户，其次是豪族地主，在地方上有传统的势力。再其次是高资地主，他们凭借着资财有相当大的社会活动力，这是汉代明显的封建的等级关系中的上层关系。
    最下层的是广大农民，他们要交租、服徭役、服兵役、交人头税等，但比起秦以前的农民的战乱少和劳动力负担都相对减轻。封建的汉国利用农民的分散性，把他们作为劳动力，以什伍为单位编制了“编户齐民”，但编户齐民也有分化，这就是说农民阶级也有等级制的特点。总之汉代等级是复杂的，等级的制度往往会掩盖了阶级的真相，阶级矛盾在某个时期相对调和，民族关系也就相对稳定，而封建关系就在这样的关系中成长。年岁稍高的潮汕人或翻阅潮汕各县县志，两汉对以后各朝潮汕地区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和编户制度，是有一定的渊源和影响的，从潮安山黎(今住畲民)揭西山黎潭等的俚寨的情况，都可以说明。
    五、汉国战略战术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对内压拉，对外扩张”。他们的每个战役都是伺机而动，绝不马虎，可进，则战斗到底，否则就采取和亲政策，屈辱求和也在所不惜。汉化统治者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是：(一)异族矛盾， (二)阶级矛盾，(三)国际矛盾。(一)、(二)是主要矛盾，(三)是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形式的矛盾，却是长期矛盾，阶级矛盾是实质性的矛盾，但它表现不同。至于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只是从属地位。
    (一)汉初镇压了韩信、英布之后，匈奴的威胁成为汉国也是汉族的主要矛盾。汉国对付匈奴的战略战术是能硬则硬，反之则软。前200年平城之围。前192年冒顿单子遣使致书“陛下独立孤贲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46]侮辱吕后。甚在前至166年匈奴且以十四万骑南下，逻骑直到甘泉，距长安仅二百里，逼使汉国从刘邦到景帝，只好采取了屈辱的和亲政策，甚至允许通关市。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强盛，解除匈奴族对汉族等各族，也是对汉帝国的侵扰与威胁，不单是必要而且完全可能。汉武帝即位初年虽然对匈奴继续采取和亲政策，但即开始做好转守为攻的准备，一面采取外交攻势，在前138年遣张蓦出使西域，企图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一面分别于前129—127年汉军正式进攻匈奴，收复了阿南地，筑“朔方城”[47]复缮蒙恬所为塞，并移民屯垦。前124—119年，调用20万大军派卫青等出塞征伐匈奴，汉国不仅占有了陇西、北地[48]河西[49]，打通了汉通西域的孔道。从此匈奴远走“汉南无主庭”。东汉初年，内部斗争未息，刘汉统治权还未稳固，四周各族又乘机发动了侵略战争，其中以北方匈奴对东汉帝国复仇性的掠夺战争最为剧烈，光武帝对匈奴的进攻只能采取“逐亭侯、修烽熢”的防御措施。明帝时，国力渐次上升就对匈奴展开了积极的攻势，窦固等在天山东麓击破了北匈奴军，为了斩断北匈奴的右臂，配合远征军的进攻，也委派班超出使西域，争取了鄯善，于阗等国归附汉国。公元89年和91年窦宾领兵两次出塞大破匈奴，从此匈奴主要部分逐渐向西迁入欧洲。随着东汉衰微，西羌又成了东汉的劲敌，鲜卑，乌桓也屡次扰边使东汉帝国几无宁日。
    (二)国内的战争主要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统治者与农民的战争，前者是狗咬狗的战争，统治者也用两面手法对付他的对手，如汉景帝时对“七国之乱”只用三个月把乱事平定下来。到了汉武帝时，面对着他的对手却采用软的手法的“推恩令”，这样的硬软兼施，巩固了他们的政权。两汉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则是集中全力倾巢出动，从不心慈手软，把农民当成死敌，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之间争权夺利时可以来个长期混战，当农民一起义时，他们便会自然而然的麋集镇压农民起义，前者如“七国之乱”，后者如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这都是历史的写照，不容置疑。
    (三)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暂时解决，统治者的贪欲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助长了汉统治者对外扩张的野心。汉武帝元鼎六年，七年先后征服了南越[50]和东越。为寻求到身毒[51]的便利交通线，进攻南越、又征服了西南夷[52]。元鼎八年侵灭了卫氏朝鲜，占有今辽东和朝鲜北部，并从而与日本发生关系。
    汉帝国在军事上运用了他独特的战略战术，对内镇压拉拢，对外扩张，自然对当时周边各族有压迫有侵害，但是那个时代的各族之间相互对抗和斗争的事实要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总利益来考察，汉代对匈奴对外园的战争，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看，并不是起消极的作用而是起积极的作用。读者可从赵佗率军入越，到伏波将军征讨南越的前后，看到当时潮汕后汉的战略战术影响下的利弊。
    六、秦始皇统一中国，华夏民族从分散走向统一。秦始皇巩同统一的措施使华夏民族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汉武帝以后的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又加速汉族族称的确定，并使汉族成为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汉族之所以确称，除了汉国统治者思想上抓“大一统”，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生产上的重农抑商，军事上的不断扩张外，在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汉国策略上的多变，活动范围的扩大，影响的增强，构成了汉帝国的交响乐。突出表现在对待劲敌匈奴的问题上，策略是：国力差，妥协求安；国力强，斗争到底，这样既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扩大了影响，又加速了民族的凝聚。方法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以求暂时的相安，汉武帝改变了这种策略方法，多次派卫青、霍去病领兵向匈奴进行大规模出击，并迫使其远徙，保卫了中原农业地区，公元八八年和帝即位，东汉历史进入中期，这时匈奴又一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汉和南匈奴的连续打击下，伤亡很重，于91年灭亡，其余部除降汉者外，逐渐向西远徒，这就使西北诸族向汉政权靠拢，汉族的凝聚在这个阶段又得到考验。
    民族的凝聚，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出使西域的行动和过程中。张骞第一次赴西域是战略上的需要。前119年、张骞再次去西域，除了想联络乌孙，准备彻底击溃匈奴之外，其中主要目的是开辟商路，发扬汉国国威。所以此次张骞出使，有很多副使同行，他们到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至安息[53]并与身毒及其诸邻国发生关系。汉帝国有了保卫这一条通西域的走廊和维持对西域的统治，延筑秦代的长城直达敦煌，并筑玉门关，沿着长城列置堡垒，驻兵屯戍以固边防，并防止奴隶逃亡。同时，在公元115年以后先后在河南一带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屯垦，并置屯田军。前110年和102年，汉帝国先后征服羌人，大宛，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对汉臣服或通聘。汉帝国自敦煌至盐泽[54]，又建立了许多亭障，远到轮台、渠犁[55]，都设有校尉，驻兵屯田，以保护使臣和商路，并监视西域诸国。汉帝国在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商人也络绎于途。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复设立西域都护。明帝时东汉国力渐次上升和商业资本的活跃，也由于对匈奴战略的需要公元73年班超也出使西域，他除了争取鄯善，于闻等国归附汉国外，甚至在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曾遣甘英使大秦，虽被阻于安息，但却更远地开辟了西方交通道路，总结班超在西域二十九年(公元73—102年)，对于许多国家“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他是继张骞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他的活动对于沟通中西交通和中西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其中已进入奴隶社会的主要有夜郎人[56]和滇人[57]，武帝时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并封滇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因而西南地区和内地联系进一步加强，西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我们祖国的东南隅，春秋战国以前，古人用蛮字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58]的记载。春秋后期，越王勾践灭吴，称霸江东，当时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自战国开始，则称“百越”。由于由来的和原有的部落之间不断相互侵吞，所以后来史籍仅记载东越，闽越，南越，西越，骆越等几个大支族。像汕头市这个辖区，远古的居民就是越族。秦汉以后，越人虽大多为南移的汉族所同化，但被统称为南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部族繁多，“自巴蜀以来，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前214年秦派赵佗率领充军罪人，遣戍越地，汉族士兵和同来的家属，一齐进入岭南地区，与“越人杂处”，他们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和越人共同开发了粤东。灵渠开通后，属于南海郡的潮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西汉元鼎年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征讨南越，使百越人中的南越支裔，随着东越，闽越之后也灭亡了。”[59]元鼎六年，汉武帝在粤东地区，设置揭阳县后，使这里越族后裔有了正式的归属：“至元鼎五年(前110年)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岭待命”。[60]这些说明中原之东南隅和祖国的西北，西南一样已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粤东之角的潮汕越族，畲族、俚人、已正式开始并逐渐为汉族所融化，汉族的文化也逐渐在这里扎根。
    以上史料表明，两汉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在加深，正在扩大，它不但加速了汉族的凝聚，而且影响着东方世界和古代的欧洲。潮汕先民俚人等也就和北来汉族融化，关系逐渐协调了。
七、汉国疆域，东接海，西至葱岭，南达交趾北部、北到大漠、比起夏、商、周(夏民族活动范围，不越黄河中游两岸的伊、洛地区，商的商民族的共同地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商、北土、南土、东土、西土。”[61]周民族共同地域的中心范围，在周克商以前，主要以陕西岐山一带的渭水中，下游为中心。)等民族的共同地域则可谓是幅员辽阔，疆域广大。共同的地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特别强调的，斯大林把它作为民族形成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血缘关系是民族与民族，部落等相区别的本质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都是在共同地域上形成的，人们也只有在共同地域内，世代交往，才能形成为一个民族。”[62]汉国共同地域不仅辽阔，而且地方郡国、县邑、道的设置严密。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四、道三十二 (邑有蛮夷曰道)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63]又如我们南方的南海郡原为秦所设置， “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灭南粤后置郡。”
    汉国统治者接受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对农民作了些让步政策和提高生产的措施(参见本文第二十八面)使人口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接近六千万。“自高祖讫于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三，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65]从汉的垦田数字，既可看到汉民族的凝聚，口数的增加，生产的发展：“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二十六顷。汉极盛矣”。[66]
    随着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汉武帝时生产得到恢复，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景象表现在统治阶级的“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钷万，贳杇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则不可食。”即一般土地占有者和富有者也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东汉时更是贵族官僚和大商人的资财，多积累到数千万钱。他们生活非常奢侈。据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于是城市又恢复了繁荣，由于首都的东迁，洛阳代替长安，成为经济政权和文化中心，除了西汉时代的都市照旧发展外，广东的番禺，南海，徐闻和合浦[67]都成为海道交通的口岸。这些情况反映了汉国的强盛繁荣，汉族的稳定发展。潮汕今天的兴旺发达，既要感谢开放改革的政策，也不能忘记过去。
    八、汉同以上的七个方面，反映在上层建筑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对比先秦以前的国家民族就相当突出。斯大林说过：“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个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68]由此可见，两汉文化和其他七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的。在民族的四大特征中，有时是这个特征更突出，有时又互为依赖，因此下面把汉民族的共同话言、共同心理素质联在一起，进行论述。
    先谈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所谓共同语言，是指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彼此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交往联系所共同使用的语言，[69]我同现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而汉族，是以汉语han Yu作为汉族的语言即我国的主要语言内外交流的普通话。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语言系统相当复杂，如全国各地就有上海话，南昌话，四川话，河南话，河北话，广州话的南腔北调。广东一省就有广州话，客家话，海南岛话和潮汕话，潮汕话又有汕头、饶平、潮州、普惠、潮阳的不同语言语音，而潮阳一县又分棉城音，练江上游，练江下游以至于紧靠榕江的关埠音之别等等。这些都说明同一个民族也存在着不同方言不同音调。可喜的是，汉语具有它自己的中心语言，“普通话”，作为各地各个场合交流的工具，它的特点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现代汉人甚至是其他族人的交流语言。那么距现在已两千多年的汉国的汉族讲的是什么话呢?由于古代没有录音设备，我们不得而知，只能通过各种史籍的记载去推证当时的“共同语言”，这种记载一般从文字的考证着手。说起文字我们的汉字和外语不同，都是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而这种汉字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定下来。秦统一中国以前，别说语言，就是文字也是互不统一的。战国时期的七国就有七种文字。如一个“马”字，七国写法各异，齐、楚、燕、韩、赵、魏各国写法都不同。秦始皇用他的强权，顺应历史潮流，下令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经过两汉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努力，三国时，魏同钟繇，精心研究书法，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从秦“马”字的统一到三国相距四百多年，定为楷书的“马”，三国到1958年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把“马”等汉字简化为“马”，批准推行时距一千七百多年。前后共二千多年文字，趋于统一简化。说明了秦汉以后已有共同的文字，我们潮汕语言也应该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共同的心理素质，从两汉的文化看，真是群花怒放，繁荣昌盛，它是维系汉族的精神纽带。两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如西汉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书里有许多数学上的重要成就，在当时世界是先进的。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出现的第一台地动仪要早1700多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华佗制成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方法的医生，特别是《史记》和《汉书》，《史记》记载了黄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间的史事，《汉书》记载了刘邦到王莽败亡的历史，前的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后的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它使我们更清楚的了解过去。在宗教方面：西汉初年，多神教还在发展，黄帝，老子都被捧上神坛。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成为信仰的对象，直到现在。从局部的地方看：潮汕的出土文物和生活习惯也看出汉代文化的精华。现在在潮州博物馆展出“25厘米高的一对男女陶俑”和“直径29厘米的青釉双耳陶瓿”。 [70]陶瓿腹大口小，肩有刻划花纹，表面上青釉，这两件出土实物，是秦汉时期的文物，对比商周时代原始青瓷就可看出两千年前汕头地区的缩影，又如享有盛誉的“油炸豆干”，“清中有香，补而不燥”，[71]普宁豆干、考其出处，问其来源，也追朔到汉代。《幼学琼林》的《饮食》篇中就这样说：“腐乃淮南所为”。史书也反映“汉潮淮南王刘安始磨豆为乳脂，名曰豆腐”。从这些再次可以看到汉代文化大的如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发明的造纸术，小的如地方食用品的利用高蛋白的豆类磨制豆腐，”足资说明，汉国的繁荣、潮汕的情况。我们潮汕先民，就在汉国的繁荣，汉族的凝聚发展而发展的。

注释：
[1]《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本。
[2]《西汉会要》卷二十七《运历上》。
[3]《光明日报》1985年四月二十二日。
[4]《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第3页。
[5]《左集》第二卷《释氏》
[6]《民族研究》1985年第二期《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
[7]《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8]《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第22页。
[9]《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
[10]《西汉会要》(学校下)《本传》
[11]《西汉会要》学校下《本赞》
[12]《汉会要》学校下《本纪》
[13]《汉书、董仲舒传》
[14]《西汉会要》帝系——《帝号》
[15]《汉书》礼四、吉礼《郊礼》
[16]《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
[17]《汉书》荒政。《食贷志》。
[18]《西汉会要》《变纪》。
[19]《西汉会要》帝系王。《文纪》。
[20]《贾谊传》。
[21]《晁错传》
[22]“图谶”是政治投机家伪造的神秘外衣，被认为可以预见国家兴亡及人们某些活动的吉凶。
[23]《西汉会要》卷四十之 民政一《风俗》。
[24]《百宫东》杂录附《食货志》。
[25]《贡禹传》
[26]《西汉会要》民政三《本纪》
[27]《西汉会要》民政二《本纪》
[28]同上。
[29]《西汉会要》民政四《本纪》。
[30]《食货志》。
[31]《地理志》。
[32]《食货志》。
[33]“水利”杂录附《河渠书》。
[34]“水利”杂录附《清洫志》。
[35]同上。
[36]《西域传赞》。
[37]食货三《本纪》。
[38]食货三《本传》。
[39]《吴王盦传》。
[40]《食货志》。
[41]同上。
[42]《西汉会要》《变纪》。
[43]《清洫志》。
[44]《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第1版第27页。
[45]《西汉会要》《变纪》。
[46]《西汉会要》蕃夷上《匈奴》。
[47]内蒙古鄂尔多斯在翌后旗。
[48]今“陇东”。
[49]今甘肃西北部。
[50]今两广及越南北部。
[51]今印度。
[52]征服西南夷后置牂柯越雋，沈黎，汶山，武都五郡。
[53]今伊朗。
[54]今罗布泊。
[55]新疆的轮治，尉犁间。
[56]今贵州省遵义市一带。
[57]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
[58]《礼记》。
[59]《汕头史学》1987年11月创刊号第10页《潮汕先民初考》。
[60]《西汉会要》《闽粤》。
[61]《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棠棣出版l953年5月修订版《政治地理》。
[62]《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第二章第二节《民族特征》。
[63]《地理志》。
[64]《西汉会要》郡国《沿革》。
[65]《西汉会要》民政《户口》。
[66]《西汉会要》食货——《垦田数》。
[67]今广西。
[68]《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8页。
[69]《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第二章第二节《民族特征》。
[70]《海滨文博拾鳞》《打开潮汕历史的窗扉》。
[71]《普宁文史》《晋宁豆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