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振国 庄若婉

    汕头地处祖国东南海滨（北纬23°，与儒家发祥地邹鲁北纬37°的山东）相距甚远，可在公元十一世纪北宋时，就有“海滨邹鲁”的美称。这是宗真宗咸平年间，潮州通判陈尧佐，返京后一直未忘潮州，为送已及第的王归潮，有感于“从此方舆载人物”，在诗中用“海滨邹鲁”盛赞潮州①，后来登上相位，位尊言重，赞扬潮州的诗句就被广泛和长久的流传下来。     “海滨邹鲁”的背景是北宋前后，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已经从赣闽扩展至潮汕，加上潮汕得天独厚的气候，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发情况又后来居上，在全国进入领先地位，特别是潮汕的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人口跟着快速蕃衍，许多潮郡洲县长吏更有意识地利用唐代韩愈的“韩文公旗帜”，大抓儒学文教事业，如北宋时，潮州办了2所书院，加上郡学，州级学校共有3所，县级学校也有揭阳、海阳、潮阳3所。同时还有大批私学和家塾，广大农村还办了不少“冬学”、“蒙学”；南宋时，潮州府进士及第者已有172人，乡贡9人，荐辟10人。世称“潮州前七贤”。加上唐代的赵德，则称“潮州前八贤”。在“八贤”中，除唐赵德，和宋处士吴复古外，其余许申、张夔、刘允、林巽、王大宝、卢侗等6人均是科举人物。这些都反映了潮州的儒家教育、在南宋确已发展到了高峰。其普及面之广，是广东各州郡难以比拟的，更可贵的是，大兴儒学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潮汕文化遗产。儒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又一个直接的成果，使僻处东南海隅的潮州，获得“海滨邹鲁”的美誉，而且名正言顺的传开了。     当代的潮汕，由于海内外潮胞的长期努力，各级领导的正确引导，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这个“海滨邹鲁”现在比其他兄弟市，已存在差距，所以有关专家学者和从政者都在摸索快捷的途径，探讨行之有效的方法，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荣辱”观和张德江同志向全省人民提出“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的和谐广东”②巧合的是国外也在兴起儒学热潮，在埃菲社的“外国人看中国”栏目中就说“古老传统文化重新得到尊重”，“儒家思想正成为中国社会时尚”③。他们甚至断言“讲求道德，公正和廉洁的儒家思想也成为今天中国政府遵循的治国思想。他们意识到一味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需要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④。     从“海滨邹鲁”到今天潮汕的实情，从各级领导的要求，到国外舆论对儒家文化的评论，都有力的论证了儒家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这对汕头而言，的确是赶超其他兄弟省市方略之一。总之潮汕，特别是汕头市要实现胡锦涛同志的“荣辱”观，成为真正的粤东强市，文化大市，法治社会的和谐汕头，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儒家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为此下文就试从四方面进行论述，探索为什么、怎么样传承儒家文化。     （一） 儒家文化的发展演变     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使汉族的文化受到了一定的摧残。到了汉初，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逐渐形成一个“争鸣”的局面。汉武帝时，董仲舒为了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提出了“罢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使儒家学说成为支配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此后，虽受到道、释、阴阳等流派的冲击，但因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和提倡，使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要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首先就必须弄通儒家学说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要接触到对儒家学说的褒贬问题，即批判与继承、吸收与扬弃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二） 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     儒家文化以“仁”、“礼”、“中庸”为核心。“仁”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的仁政学说，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理想，深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服膺和赞赏。“礼”即礼仪、礼节、礼教，它曾经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也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信条，“中庸”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也起到了消融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优长主要是：提倡大一统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及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等等。儒家文化最可贵之处是主张国家要统一的大一统思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华夏”与“夷”、“狄”杂处的时代。孔子主张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实现大一统。汉初的董仲舒也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实现大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万，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对中国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他提倡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的思想，从而对维护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从两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尽管朝代不断更迭，有的统治者是非汉族人，中国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与儒家精神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并不是汉族人，但当时的统治者仍不能不以汉族的儒家精神来治国。他们对儒家文化推崇的程度，也不亚于汉族的统治者，这可见儒家精神的影响之深，力量之大。在以松散农业家庭为细胞的封建社会里，儒家以“孝”、“忠”为中心的伦理说，把一家一户与宗族、社会直至国家联系起来，这对维护家庭团结，社会和谐，民族的凝聚起了一定的作用。     “仁”、“义”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它要求做人要有完善人格的人。因此，对“仁者爱人”不能全盘否定，爱“人”本身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是儒家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以及“忠恕之道”等观念，强调处理人际关系应尊重他人，尊重对方，并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有可能推已及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从而对中国人民民族气节和“国格”、“人格”观念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儒家关于“义”的一套主张，去掉其封建色彩之后，其主张对国家对社会有利的公正、合宜的举动应“见义勇为”，应“舍生取义”，对朋友应讲信义，亲属如背离“义”，也应“大义灭亲”等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显示的人生态度，也即关于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五德”、“利用”、“厚生”等一系列主张，都是要求人们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功。     儒家主张“中庸”、“中和”，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教育事业方面，教育家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首创了平民教育，注重培养国家的贤才，这是世界教育史的重大创举，在教育内容上，孔子继承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主张以“礼”来约束言行，即德育；进行“书”、“数”的教育，即智育；进行“射”、“御”的训练，即体育；进行“乐”的教育，即美育；表现出一种重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孔子倡导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学习态度和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古代教育的珍贵遗产，至今我们仍有借鉴作用。儒家学说向来提倡尊师重道、尊师重教，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这一传统思想，必须继承。      (三)儒家文化的消极方面     1.轻视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鄙视劳动者，严重地障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是轻视生产劳动，不懂生产劳动的。他把询问生产劳动的学生看为“小人”，把生产劳动、耕田、种植、做工看作是“小人”做的事。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也，君子忧道不忧贫。”从而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轻视生产劳动，一心向往成为统治者的“君子”上来。儒家是歧视工艺技巧的。《礼记?王制》就明文规定，凡“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把“奇技奇器”和“执左道以乱政”视为同样犯罪行为，而应受极刑处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人民对科学技术工艺知识的追求和获取。     2.轻视商品经济的发展，把社会上的人们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把“士”排在首位，列入“君子”行列；把“商”列在末位，归入“小人”行列，历代统治者据此还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障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例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高祖刘邦，在夺取政权后，就“令辋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得“仕官为吏”⑤，孔子强调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只讲义不讲利。孔子排斥功利的思想，流弊深远，成为正统儒家根深蒂固的通病。战国孟子论治国方法，偏执“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大儒家董仲舒云：“夫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南宋朱熹更断言：义是天理，利是人欲。他的这种思想在世上广为宣传，影响甚坏，排斥功利的恶果，势必导致轻视国民生产。儒家主张“君子无所争”的思想也是与现代化建设的竞争精神、进取精神背道而驰的。     3.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导的“科举”制度，引导“仕人”走上脱离生产，忽视自然科学研究的邪路。纵观中国的科举制度，隋唐虽设多科取仕，但属自然科学仅有数学、医学两科；到了明清两代，只设进士单科，所考内容限于“四书五经”，以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这样一来，千千万万有聪明才智的人，只能围绕着单方独味的“四书”转，忽视了对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科学知识的学习，严重的障碍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事情巧合，十六世纪以前，汉族文明在世界还处于领先地位，到十七世纪以后，正当西欧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时，中国却落伍了。自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全世界157项重大发明和143项重大科学发现中，中国仅有1929年裴文中等人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一项⑥。     4.儒家提出的“忠君”、“正名”思想和等级观念，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根源。它论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与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民主精神相违背的，是社会不断前进的障碍。     5.儒家的伦理观提倡“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封建社会统治制度的纲领，董仲舒又在“三纲”之上加了“天”，更使君权、父权、夫权和神权，成为束缚臣民的四大绳索，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四)儒家文化的扬弃和传承     当前，中国已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民族振兴，国家兴旺而努力奋斗，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识之士必须正确审视儒家文化，对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必须吸收，对其消极因素，应当屏弃，总之，对儒家的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同样，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儒家文化体系中有利于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统一的传统必须继续发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伦理道德观，在剔除其封建内容后，其道德行为规范，如待人接物中的礼节，人们交往中的信义、友爱，下辈对长辈的尊重等，都是可以继承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向来有礼义之邦的美称，现在更应把中国建设成为礼义之邦。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消极方面，例如，轻视生产劳动，轻视商品经济，忽视科学技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等观念，是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必须肃清其流毒影响。     从事现代化建设，需要调动千千万万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那些宣扬专制，“等级”、“名份”的封建思想观念，必须清除。     在新世纪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科技突飞猛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交流、电脑应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振兴时代。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反映到文化上来，作为文化的主干，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西方人心目中，孔子就是一个圣人，他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孔子思想不说在亚洲东方的长期广泛深入地流传，在西方流传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历史。18世纪时，孔子的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的问题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孔子思想基本上为欧洲学术界所了解，到了20世纪，西方更出现了钦佩孔子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孔子学说走出了学术圈，走向大众，一时在大众文化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热”“Confucius says(子曰)”这个词语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不时出自西方百姓之口。     现在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汉语学习的前景也一片大好，每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学生急速增加，仅是来自韩语的报名人数，2000年只有4765人，2004年更猛升至21804人⑦。情况表明，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国，在亚洲以至西方各国都纷纷建立“孔子学院”研究传播儒家文化。 现在和未来是各民族文化互相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世纪，不存在什么文化中心，应该打破民族的壁垒，传承儒家文化和道家、佛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摒弃它们的消极因素，同时吸取与借鉴各国、各民族的有益文化成分。温故知新，一千多年前，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潮讪已有“海滨邹鲁”的美称，今天我们更应该建设一个比中国古代文化和一切资本主义文化更为光辉灿烂的潮汕文化，提高全民素质和道德水准，建设一个和谐的广东、和谐的潮汕、和谐的社会，加强儒家文化的推广，加速我国现代化，走进当代的世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摘自：《潮汕史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