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厚实

    我们这一代人，凡出身农村的，都有一句口头禅：“阮是吃番薯长大的。”番薯在人们的心中，既可爱、可贵，又是最俗、最“土”的本地物产。     其实，番薯原来并非我国本土所有，它是引进之物，属“正洋”的性质。据农史专家研究，番薯原产中美洲，1492年到1504年，哥伦布四次到美洲发现新大陆，把番薯传到欧洲。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又把番薯传到菲律宾。明代万历年间传入我国。我国番薯的引进。有三则完整生动的史料：     最早引进番薯的是东莞人陈益。《东莞县志》所引的《凤冈陈氏族谱》载：“万历庚辰（万历八年，1580），客有泛舟之安南者，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酋以夹物出境，麾兵逐捕，会风急帆扬，追莫及。壬午（万历十年，1582）夏，乃抵家焉。邻蠹卢某……摭基事，首白当道。时航海关防严肃，所司逮陈益下狱。陈益长兄陈履方转部郎，闻报大骇，适同谱御史某奉命巡按东粤，诣诉状。抵任，首摘释之。陈益自安南以薯非等闲物，栽植花坞，冤白日，实已潘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嗣是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由此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且被控制反航海关防而入狱，但终因薯味美，“种播天南”，得以推广。     引进番薯最具戏剧性的是吴川人林怀兰。电白县志载：“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感先生之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这则材料没有明确时间，但确有其事（据考证，其时也在万历中）。至今电白县仍保存“番薯林公祠”纪念林怀兰。     引进番薯推广种植最广泛的是福建人陈振龙。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陈经纶呈福建巡抚金学曾的《献番薯禀贴》云：“纶父（即陈振龙）久在东夷吕宋，深知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授法则，由舟而归，犹幸于本年五月中开棹，七日抵厦门。”（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居此，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一年五月。陈振龙带的是生薯藤，史载“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始得渡海”。抵家后，在家中种植。其子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报告，得到他的大力支持，金学曾专门写了《海外新传八则》一文，下令全省推广，取得成功，结果帮助福建人民渡过了一次特大灾荒（1595-1596年）。至今福建还称番薯为“金薯”，并在福州建有“先薯祠”纪念金学曾、陈振龙等人。福建引种番薯的成功，引起各地的重视，很快就传到江浙一带。徐光启还亲自试种，并向万历皇帝写了《甘薯疏》说：“人人务相通，即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道殣。”大力鼓吹推广种植，“以利济人”。在他的《农政全书》中，还专门写了“番薯十三胜”。直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陈振龙的孙子陈世元将番薯传到山东，得到山东布政使李渭的支持，李渭亲自写了《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加以宣传，于是便在山东推广开来，“家传户习”、“被野连岗”。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陈世元的儿子又将番薯推广到河南河北等地。所到之处，都争取州县官府的支持，得以成功。     陈振龙一家四代，从引种到推广种植番薯，是有很大贡献的。当然，还有一些无名英雄引进过番薯并为其推广种植出力。明清二朝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为此而正确使用了权力。尔后经过广大农民的努力，番薯几乎遍及全国（除西藏外）。解放后，我国已成了世界的番薯大国，全世界年种植2.2亿亩，我国种植1.7亿亩，面积和产量都占世界七成以上。     番薯在我国得到如此广泛的推广，自有它本身的好处，番薯耐干旱，耐瘠，耐酸，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范围较广，南方四季皆可种植，且易于管理，产量较高。番薯可作粮食、饲料，对于常常处在饥寒交迫中而又期望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民来说，无异是一大宝贝；番薯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有多方面的用途，凡制造淀粉、酒精、糖、柠檬酸、葡萄酸、酱油、果胶，以及药片填充料等，它都可担当重要角色。难怪近代福建南安人吴增，写下《番薯杂咏》洋洋一百九十七首，大加赞美。毛泽东主席还曾明确指示：“番薯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植物。”     除了番薯本身的好处，另有重要的一条是敢于引进并予推广。世界上的物产、技术、知识，都是人创造的，都是可共用的。对于好的东西，敢于取为我用，用之成熟，便成了我之所有。番薯如此，玉米、马铃薯等又何曾不是如此，假如当年陈益、林怀兰、陈振龙等人不敢冒着生命危险把番薯种引进来，又假如金学曾、徐光启、李渭等人不敢大力支持推广，我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广泛种植的番薯。近四百年来，番薯在我国农村中发挥了莫大的作用，以至于后来的农村子弟都认为番薯是“自己的薯”而不是舶来品的“洋的薯”。大至全国可以说是番薯的大国，小至汕头可以吹嘘后陇番薯是红肉的，洪山番薯是“香碰”的。可叹的是，有些明明是吃番薯长大的人，至今对引进仍怀着一个大大的怕字。当然，不是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美的；但应当肯定，国外也确有些东西值得借鉴和引进，以为外国的一概都好，月亮是西方的圆，是不对的；以为外国的一概都不好，月亮只有家乡的才圆，则恐怕连陈振龙、金学曾都不如了。     由此我又想起了“护国菜”。传说宋帝 逃难至潮州，饥困之至，获一农妇煮了一碗番薯叶羹给他喝，小皇帝大加赞赏，于是番薯叶成了“护国菜”。本来是舶来品，蛮番来的薯叶，竟成了“护国”的菜，当时的思想确实真够解放的了。 上文引证过，番薯最早引进是万历十年，而宋帝、帝兄弟到潮州（包括南宋兵将），在宋景炎、祥兴交替年间（1276-1278年），早了三百余年。宋代还未有番薯。但是，我国古时候就有薯字，《山海经》中所称的薯蓣，古称玉延、修脆、儿草，后因唐代宗名“豫”，与“蓣”同音而避讳，改称“薯药”。到了宋代，又因宋英宗名“曙”与“薯”同音，而避讳改为“山药”，沿用至今，主产河南。宋代潮州不见得有山药，但像山区的大薯、姜薯等，或许是有的，可是这些作物的叶都很难轻易处理食用。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在海南写过一首诗：“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田畴。淇上白玉涎，宁勿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有的专家、文学家读了此诗，认为苏东坡吃的就是番薯，因为华东一带称番薯为甘薯、红薯、山芋。经农史专家考证，我国原有的薯、山药、山芋，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薯蓣科，主要吃其块根。引进的番薯属旋花科，块根和稚嫩的茎叶皆可食用。宋代没有旋花科的番薯是肯定的。因此，史家考证认为苏东坡吃的红薯也是芋头，所谓“红薯与紫芋”，指的是同一种作物。被称为胜于白玉涎的红薯，其实就是芋头糊，很可能像潮汕的芋泥（赵德馨、彭传彪《苏东坡吃的是芋头》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宋帝不潮汕是在夏天，吃番薯叶不可能，吃点嫩芋叶柄（土话“芋横”）倒是可能的。所以，如果说护国菜一名出于宋末，则其主料不可能是番薯叶，倒可能是嫩芋叶柄之类的东西，宋朝的苏东坡就把芋当成红薯嘛。     皇帝吃番薯叶不管真否有其事，这种说法反映了农民的一种情绪。解放前，人民生活困苦，吃番薯叶是经常的本份，番薯被农民视为亲生仔。倒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皇帝老子也尝尝番薯叶，不知感到是何滋味？这不是一般有趣的想法，倒可理解为贫苦人民希望皇帝、官府知道民间疾苦的一种愿望。而从国家以民为主来说，番薯对于广大农民的利益确堪称有护民的作用，以此称之为护国也不为过。时至今日，护国菜已是宴席上一道名菜，做好它、宣传它、爱护它，是完全应该的。四百年前安南国王用番薯宴请国宾，我们从薯叶发展到今天特殊加工菜叶做成佳肴，乃是情理中事，倒不必认真去考究中国的皇帝是否真的吃过。

摘自：《潮汕史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