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人才观
林生早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对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是我国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十八岁时便随父在晋阳起兵，参与了推翻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及后，又亲自指挥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首战陇右的薛举、薛仁呆父子，再战刘武周，三战王世充与杜建德)，都获全胜，奠定了唐朝统一的大局。由于唐高祖晚年昏庸，用人不当，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举夺得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即皇帝位，称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在位达23年之久。
唐太宗在位期间，吸取历代治乱的经验教训，采取举贤任能、抚民于静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乐业，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能取得成功，大唐帝国能日趋强盛，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任贤致治"，他和群臣在贞观21年(公元、647年)总结成功的原因时，得意洋洋地锐："朕所以能及此者，止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已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入主往往进贤则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入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曾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1）
综观唐太宗在统一战争期间和贞观期间的言行，可以看出，唐太宗有一个适应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进步的人才观。
现结合唐太宗的用人实践，论述如下，
一，治理国家，必须尊重人才，选择贤佐。
唐太宗在总结历代治乱兴亡教训，尤其是隋文帝重用贤相高颅取得重大政绩，隋炀帝杀戮高颎则招致灭亡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治国必须依靠贤佐的重要性。他说：
"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①又说， "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4）
他还从观察、寻思亭榭楼阁之所以能建成的道理，深有启发地说： "欲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拣才，为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5）
他重视人才胜于金银财宝，在论述人才的重要性时说："虽照车十二(言珠宝之光，能照十二车)，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I此求人之贵也。"（6）
他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经常表露出思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在《金镜篇》就写道： "治主思贤，若农夫之望岁，哲后
(即贤明的君主)求才，若旱苗之思雨。"
唐太宗认为，只要有一批忠臣良将与自己交接相处，又何必祈求于神仙的相助呢T他在《帝京篇》十首序中感慨地说："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
唐太宗不仅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即位后，公开颁布术贤的诏书，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手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篇。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淡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更是数不胜数，他在位23年，亲自任命的宰相有22入，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岑文本等，都是著名的贤相。他在战争中重用了一批杰出将领，如尉迟敬镕、李靖、李勣、秦叔宝、程知节、薛仁贵等。唐太宗得到了这一大批文才武将，在治国安邦巾真正起到匡辅的作用。
二、入君及身居要职的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
唐太宗除亲自选择了象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勋等将相外，还身体力行地考察、选拔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
他本人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僚上书官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
"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马周从布衣中超擢，是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的生动例子之--。
刑部尚书张亮受谋反者牵连入狱，太宗令百官沦处，多数人主张"亮当诛"，唯殿中少监李道裕说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在盛怒中竟把张亮杀掉。不久，刑部侍郎有缺，太宗"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己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太宗就是这样眼睛向下，随时随地发现、选拔人才的。
唐太宗还多次要求身居高位的宰相，要为他广开耳目，求访贤才，不要纠缠于口常琐碎事务。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高祖遗臣右仆射封德彝不重视选拔人才，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T"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所贝未有奇才异能。"上曰；
"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同年，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应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关词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所以，他采取措施要求百官荐举贤才。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宣布，
"刺史联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晶已上，各举一人。"（10）贞观十八年，太宗亲自下诏，要求各州县荐举人才，由他面试从中挑选。对各地所荐之人，被太宗召入内殿，提出治国安邦问题，要他们回答。被问的人多为庸才，
"莫能对扬，相顾结舌"。他考虑到可能他们太紧张，就命令将口试改为笔试，结果往往"虽构思弥日，经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这些人终于落选。此事足以说明太宗在挑选人才日／是十分认真的。
此外，他还强调"任官唯贤才"，"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认为，"官不必备，唯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①为此，唐太宗制订了一整套选拔、奖惩官贝的制度，颁布了《职官令》，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额；制定了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亲自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主要官员进行考核。他还把全国刺史、都督的姓名记在他内室的屏风上，把其功绩和善恶的事例记在名-F，时常观看，作为奖励惩罚的依据。
三、选择人才时要注意德才俱兼，舍短取长。
在选择任用人才时，唐太宗十分注意对人才进行具体分析，把德行放在选用人才的首位，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舍其所短，用其所长。
贞观三年，他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即道德品质)，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这充分说明太宗对选拔对象，不单看其能，更注重看共德，把"悉其景行"放在首位。
贞观六年，他与魏征在讨论选择人才对，又再次强调把"用得正人"的标准和慎择善人放在重要位置，他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饮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魏征也提出："今欲求其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13）唐太宗赞同并肯定了这一观点，在实际中加以运用。可以说，唐太宗与魏征这段对话，奠定了唐贞观期间的用人准则。
唐太宗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用人如器"、"舍短取长"，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有的用其"多谋善断"、有的用其"善处理杂务琐事"、有的用其"忠直、秉公办事"、有的用其"敢于犯颜执法"……。这样，就在他的身边，聚集丁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各种人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期间，在文臣武将群体中，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在一次宴会上，他对王珪说：
"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王珪回答，"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唯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众人亦服共确论。（14）从王硅的评论中，可见唐太宗的用人"舍短取长"、"知人善任"，是十分成功的。
四、用人唯贤，不计亲疏、恩怨，不以新故异情。
唐太宗能够做到"用人唯贤"，不计亲疏恩怨，不以新故异情，这一点是历代帝王所不及的，是难能可贵的。
贞观元年，太宗对戴胄说，"今用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共有才故也。"（15）太宗还说， "朕于宗亲以及勋故无行能者，终不任之。"（16）唐太宗"拨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17）太宗即位，房玄龄奏秦府<唐太宗曾被其父封为秦王)老部下未得封官者有埋怨的意见，太宗说，"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问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18）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见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19）终于不同意加封老部下中无才、无能之人。
贞观七年，太宗要提拔长孙无忌(国舅)，无忌推辞，怕人家议论太宗任用亲．戚。太宗对无忌说，我任用官员选择人才，
"唯才是与"。如果没有才能，就是亲戚也不用，象襄邑王神符就是这样。如果有才能，虽然是有仇隙，我也不嫌弃他，魏征这些人就是这样。今天任用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亲戚的原故。
魏征在唐高祖末年，曾劝太子建成注意李世民争帝的意图。唐太宗夺得王位后，并不因为魏征向建成建议早杀太宗而记仇。相反，他对魏征治国的才能、刚正不阿的性格十分赏识。先是提任他为谏议大夫，后多次升官至秘书监，参与朝政。并以魏征作"人镜"，以明自己的得失。他说，魏征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但他敢于冒犯我而直率地争竦，所以我器重他，把他在仇敌中选拔出来。魏征也尽力地为唐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最后被加封为郑国公。象贞观以前的李靖、贞观以后的魏征，这些被视为唐太宗政敌的人，只要他们确有才能，唐太宗便不计较恩怨，给予充分的信任，使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大唐帝国服务。谏汉大大褚遂良说，"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⑩这是对唐太宗用人唯贤的最好概括。
五、用人不疑，去谗保才。
身居极品、集生杀大权于一身的唐太宗，深知作为人君，如果昏庸，被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之徒所迷惑，曲意按受谗言诬陷，就会使忠臣含冤受害，失去了人才，国家的安危也就受到很大威胁。所以，他特别注意用人不疑，去谗保才。
贞观初期，太宗反复对大臣阐述去谗保才的观点，亲自写了二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在《渝侍臣绝谗构论》中说："朕历观前代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巧令朋比，暗主庸君，莫不迷惑，忠臣孝子，泣血衔冤。……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朕海防萌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21）在《帝范·去谗篇》中说：
"(谗佞之徒)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谄谀之姿，恶忠良之在已上，怀其奸邪之志，怨富贵之不我先。…"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毁德败心，莫逾于谗佞。……故明土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
从唐太宗对待尉迟敬德的事例，可以进一步说明他用人不疑，是一贯坚持的原则，唐太宗吸取隋文帝用人"多疑"的教训，认识到"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采取了"洞然不疑"趵作法。（22）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将领，归降唐太宗不久，同归的降将皆叛，唐太宗手下的人疑敬德必叛，把他囚于军中，并请即杀之。太宗闻知后，即令释放他，井请敬德到他的卧室，赐以金宝，对他说：
"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敬德深受感动。不久，在与王世充交战时，太宗亲上前线视察，陷于重围。世充猛将单雄信直刺太宗，敬德拼死相救，横刺单雄信堕马，使太宗脱险。
为了不使群小之辈利用广开言路之机，诽谤正人君子，谗害忠臣良将，唐太宗决定采取法律措施，对诽谤、诬陷者
"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拨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但唐太宗十分了解房，杜两人的忠诚和才能，识破了陈师合的弹劾是"妄事毁谤"。于是对陈师台给予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从而使真正的贤士良才安心任事。亢分发挥他们治国的才华。
六、人才婴老、中、青并用，尊重老者、重用中年、提拔新秀。
在封建帝王中，能够任用好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人才的，当推唐太宗。在长期的征战过程和贞观期间，唐太宗始终尊重老者、重用中年，井注意提拔青年新秀。
唐太宗善于与功臣相始终，贞观十二年，他颁发田令，命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24位开国功臣画像于凌烟阁，以表彰他们的勋德，使之"永贻于后昆"。对年老多病而辞职的功臣，唐太宗在其生前给予各种优厚待遇，给其荣职誉位。"参朝之日，宜在现任品之上"，使他们安度晚年。为了尊重老者，使这批与他共患难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文武功臣能继续发挥作用，唐太宗还设置了"散官"以备顾问，随时听取这些老臣的意见和建议。如李靖、肖瑀、魏征年老时任"特进(正二品散官)。
贞观期间，一大批开国功臣年事渐高，根据治国安邦这一新形势的需妥，唐太宗特别注意提拔、重用中青年官员中的优秀人才。他首先根据官员的政绩，采取精简机构的办法"简政省官"，在贞观元年便裁减了一大批年老和不称职的官员，从二千多人中"留文武总六四三员"，其中大多数是中年骨干。然后及时地提拔重用了一批中青年官员，如马周，贞观三年29岁时被选入"门下省"当-般人员，贞观六年就任监察御史，开始受到重用。从贞观十八年44岁时起，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48岁病死为止，-直担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职务)。唐太宗曾说，"吾于马周，暂不见则思之。"在马周病重期间，唐太宗亲征辽东，曾以御笔亲书"銮风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的慰语赐马周，给予很高的评价。（24）再如岑文本，贞观元年调入中书省任"草诏诰"(秘书工作)。太宗惜其文才，贞观十八年文本47岁时，官拜中书令。这连文本本人也是意料不到的。当时有人劝他管营产业，他说：文本"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唐太宗对岑文本的德行才能也十分器重，经常对群臣称赞他，"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
贞观后期，唐太宗仍不忘随时发现、提拔青年新秀。在亲征辽东攻安地城时，高丽5万兵拒战，太宗亲自观战，发现有--白衣战士握戟杀入敌阵，所向无前。敌兵尽披靡败溃。太宗立即派人询问先锋白衣者为谁，回报白衣者名叫薛仁贵。唐太宗即在阵中召见了薛仁贵，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火军胜利回师后，太宗对部将和薛仁贵说：
"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并封薛为右领军郎将。
七、对少数民族中的人"爱之如一"
唐太宗选用人才，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妥。因此，他针对历代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采取唯才是举，汉夷并用，爱之如一的人才政策。不单对汉族名将予以信用，就是对少数民族的名将也倾心信用。他根据少数民族将领的功劳与才能，分别任用为朝廷的高级将领和都督等职务，同汉族将领一样"任人唯贤"，如阿史那社尔和阿史那道真父子，是突厥人，契芯何力等是铁勒部人。
唐太宗在平定突厥族的变乱后，对"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庭，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26）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督。"铁勒族酋长契芯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时，唐军汉将被围，"河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太宗擢升为北门宿卫。（28）
唐太宗对将领，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有伤病时，他都关怀体恤，爱之如一。贞观晚年，名将李勋患重病，名医遍治，均用药无效。有人提出唯有用须灰和药才能治疗。唐太宗闻讯。
"乃自剪须以和药"。（29）李勋得到龙须，感激涕零。突厥将领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因立军功，唐太宗赐姓李，授职右卫大将军。他于贞观十九年随驾出征，在进攻白岩城的战斗中，被弩矢中伤，唐太宗爱将心切，
"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唐太宗对汉夷将领信任重用， "爱之如-*是基于华、夷一家的思想。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入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猾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猾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31）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八、崇文重教，培育人才。
唐太宗在安邦治国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的重妥，他除了广开才路，知人善任，注意发现、考核、提拔人才，在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征集人才外，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崇文重教，培育人才。他说："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敷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性怀辩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立辟雍(天子所设的大学)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I"（32）
唐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卑在武德四年"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33）可见在战争刚取得胜利时，唐太宗便设置文学馆，开始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以开辟人才来源。
唐太宗办学取士，学校分六种： "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晶以上)子孙，名钳工百人。大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为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
(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34）
唐太宗还在各地大建校舍，仅京师"增建校舍一千二百问，增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藩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35）
大办学校，大兴科举，大量培养选拔人才。在当时最被人羡慕的是"进士科"。有一年，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进士联翩而进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36）
综上所述，由于唐太宗有一个比较进步的人才观，任用了一批文臣武将，经过君臣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现了"贞现之治"的繁荣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贞观之治"也就是任贤致治。这种情况是前代或后代所未有的。王船山对唐太宗的人才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感慨地说：
"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37）
当然，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也有其阶级局限性，晚年对一些名将也有所猜忌(如对李勣)。但这是次要的，我们是不必苛求于古人的。
注 释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② 唐太宗， 《金镜篇》，见《全唐文》卷十。
（3）唐太宗， 《帝范、求贤篇》，见《全唐丈》卷十。
④《6观政要》三《论择官》。
⑤同<2)
⑥同(3)⑦《^观政要》五《论公平》（8）④同／4)⑨《{观政要》三《论择官》⑩同(4)（11）同<4)（12）同<4)（13）同<4)（14）《资治通鉴》卷一九三（15）《唐会要》五三《委任》（16）《旧唐书·杜正伦传》（17）《旧唐书·太宗本纪》《吏臣曰》（18）同(7)（19）同(7)（20）《旧唐书．张玄素传》（21）唐太宗：《论侍臣炮谗构论》，见
《全唐文》卷十
（22）唐太宗：《帝范．去谗篇》见《全
唐文》卷十（23）《贞观政要》二《政体篇》（24）《旧唐书·马周传》（25）《旧唐书·岑文本传》（26）《贞观政要》儿《论安边》（27）《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28）《新唐书．契必阿力传》（29）《新唐书·李如传》（3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31）同(29)（32）唐太宗《帝范·崇文篇》见《全唐
文》卷十
（33）《旧唐书·太宗奉纪上》
（34）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
12Z，124页，（35）同(53)
（36）《唐擴言》卷一
（37）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