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韩愈祭鳄的我见

丘汝腾

    韩愈祭鳄一事，历来褒贬不一，褒之最高的，当推苏东坡，贬之最低的，应是王安石。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约束鲛鳄如驱羊”，王安石则在送吕使君诗上，谴责韩愈：“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褒之贬之，是否恰如其份，我们必须予以分析，给予公正的评价。
    韩愈祭鳄事，除他自己写的《鳄鱼文》外，首先记载于唐张读之《宣室志》，后为五代刘晌取载于《旧唐书》，成为正史，于是，韩愈祭鳄一事，不单千古流传，家喻户晓，尤是潮人，更为称颂，宋人建以庙宇，缅怀纪念，以至于今，千年不衰。《宣室志》乃是志怪之书，他写韩愈驱鳄事，全是神话，《唐书》则节载其事，加入韩愈《鳄鱼文》的大部份文辞，于是，在韩愈《本传》中，历述他一生的业绩中，占了重要的篇幅。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记述与《旧唐书》同，从此，“韩愈祭鳄，鳄鱼竞南徙于海”，把韩愈神化了!祭文若真能驱鳄，则东坡之褒，实不为过，可惜的是韩愈过后，李德裕贬潮，仍受鳄患，宋代鳄患亦未根除，至明才逐渐绝迹，苏褒则失之太高。不过，宋陈尧佐在潮州为韩愈建祠，并曾纲获鳄鱼，戮之于市，写了一篇《戮鳄鱼文》，欧阳修，宋祈均后生于陈尧佐三、四十年，岂能不知潮仍有鳄，但他两人的《新唐书》，“潮无鳄患”之语仍沿用之，欧阳修宋祁，岂能悖谬至此?这其中应有真实性的问题在内，不能全认其务虚。本来史则记实，不实不记，大事则详，细事从简，但史家记事，不少以自己眼光写史，自然不能实，但也不能便否决其全非。刘晌写韩愈驱鳄事，有其自己的眼光，陈尧佐“戮鳄”建韩庙，也有自己的见解，欧阳修，来祁之沿用旧史，苏东坡之撰碑褒扬，若没有一定之真实性，便没有这么多史家，蹈步前尘；更重要的是史书之成，非经朝廷核准，是不能刊留传世的。
    海阳郑昌时(嘉庆时人)在《韩江见闻录》一书中写道：“潮有鳄鱼，韩公投豕羊与食，作文约使徙，鱼果遁去，诚能动物主验也。其夕雷雨，乃山川之神，驱除鳄鱼所为耳。按文固檄体，人因其有豕羊云云，误以为祭文，非也。夫祭以礼，为患之鱼，岂在祀典?……诵读家不可不辨文体如此，……备考志书，皆称西徙六十里，西者南之误，公文云；大海在其南，可证也，予家值州城正西三十里，又三十里乃近揭阳城，系山陆之地，并非海，其水道乃小河，与鳄溪本不相通，潜三利溪通之，然亦挟河涨始能通，非徙鳄所，记载家不可不详地域如此。郑昌时不信祭文能起作用，为患之鱼，不能用祀典来驱除；祭文是檄文，不是真祭，并证“西”宰乃“南”字之误，指出写史者不详地域，这些见解，是郑昌时精辟之处，但以山神来解释“是夕风雷水涸”之说，则离谱太远了，既知写史者不详地域有误，“风雷水涸”，就不是写史者因循传闻亦有误吗?山神相助，乃是形而上学的解释，不是科学的眼光，但其影响甚大。韩愈之婿李汉，编纂《昌黎先生集》把此文列入杂文，与《毛颖传》、《送穷文》合在一起，且题无一“祭”字，这点还值得深讨，这里有几个根据，可以证实郑昌时之见解不全面。试分述于下：
    (1)《鳄鱼文》中有“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等句子，秦济是刺史属下之人名，非虚构人物如毛颖者，“潮州刺史韩愈”是官讳，非正式公文，不能乱用，《鳄鱼文》若非真祭之文，韩愈也可以自己官讳及属下人名写入讽谑驳杂之文句内?《鳄鱼文》若是讽谑之作，则此文若被秦济本人见之，也能忍受?孔道“非礼勿言”，韩愈也可以非礼之句，侮弄下也?赵德、李汉把此文收入《文录》、《昌黎集》则此文已公诸赵、李二人，公诸也属世人，若非祭文，又无真祭，何敢收入集中?同时，又将何辞以对秦济及其家属后裔?更何以对潮州之百姓?揆之于情不可，诉之于理不该，赵、李岂肯为其素所崇拜之友之师的面上抹黑吗?
    (2)韩愈初贬，即知潮州鳄鱼为患，一路惊惧惶忧，恐葬身难归，到了潮州，面临其境，目见其危，那能忍而无动于衷，馁而不置于怀，不思解民倒悬，并以自保其身，那有反而坐写闲文，虚张驱鳄之意吗?若果如此，则与韩愈性格，大相迳庭，皇帝迎佛骨，尚敢犯颜强谏，遭贬之后，虽然后悔，但到潮州，还是一州之长，朝廷命官，大权在握，百姓共布，岂能对为患之鳄，无所作为吗?韩愈必无坐视之理，必有驱鳄行动，有些《鳄鱼文》，留存在世，正是以祭驱鳄，唯一有机联系之证据?并且取得鳄遁成效，才为黎庶口碑传扬，(取得鳄遁成效，后文另述)同时，贬潮之官员，有常衮，李德裕，李宗悯等，他们官在韩愈之上，至潮无河业绩留传，盛名远远不及韩愈，韩愈若无为民造福，祭鳄驱鳄，那能名居其上呢?
    (3)《鳄鱼文》中，没有“祭”字，仅有“告”字，但查韩愈写了十一篇祭神及龙的文，其中用“告”字占六篇，用“祭”字的仅四篇，用“祈”字的一篇，此外祭官员亲戚朋友的有廿四篇(共卅五篇，此数字包括《昌黎外集》在内)对官员及上辈用“祭”字的有十八篇，用“告”字的有二篇，对下辈的四篇，全部用“祭”字，据此看来，“祭”与“告”二字，在韩愈笔下是无多大区别的，《鳄鱼文》没有用“祭”字，是不能看作非祭文的。
    这篇祭文，也是用官讳叙之于前。
    (4)《鳄鱼文》之所以有异议，就是李汉把它列入《杂文》类，标题没有“祭”字，且李汉自称是韩愈“辱知最厚且亲”者，故作为非祭文之实证。鄙见却不以为然，而李汉何以不列入“祭文”类，有二个理由，可以推断李汉是别有安排的。
    一是韩愈把龙已视之为神，李汉等当亦认为是神，山川陵谷如大湖、界石、竹林、仰山都有神，祭神乃天经地义之事，“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乡”(《原道》句)十一篇祭神的文，题目加上一“祭”字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鳄，乃为患之鱼，爬虫之属，地位去神尚远，加一“祭”字，或恐讥议，有碍韩愈行止，故列入“杂文”，而保存原作。至于题目，是不是韩愈自定，我看不一定，如《潮州祭神文五首》《袁州祭神文三首》二个题目看来，八首祭文的时间距离，相差数月，每首都可定个题目，但集中没有定，而是合总定下这二个题目，同时，每篇祭文都没有写具体时间，只写“维年月日”，这显然是编纂者汇集时而加以取舍。我们知道，有形必有影，有本必有末，有源必有流，形、本、源的实质存在，其影、末、流，未必尽能不变。因此，祭鳄之举，应是有一定效果，至少是几个月或几年，没有出现鳄鱼。于是便为人民传扬，而成口碑，这种口碑，难免变成神话，恰为数十年的张后读收入志怪之《宣室志》，再予渲染夸张。其事，又再为数十年后之刘晌，重新加工，合《鳄鱼文》内涵，撰成正史，虽非“全实”，亦成“全实”流传。韩愈若没有祭鳄，并得到成效，就不能归入正史。反之，韩愈若无祭鳄并得到成效，在潮州写一篇《鳄鱼文》何用?韩愈就是一个鬼神宣扬者，那能没有祭鳄其事呢?即从贬韩愈祭鳄的王安石送吕使君的诗意看来，也是责其“祭鳄”是诡怪疑民，非责其单写一篇《鳄鱼文》的文章是诡怪疑民，已承认其有祭鳄之举了。
    综上六点听述，可以得出结沦，即《鳄鱼文》确是祭鳄，虽列入杂文、檄体，亦应与《曲江祭尤文》的祭文一样看待。而韩愈也确实以祭驱鳄，并取得成效，才被收入正史、为朝廷所公认。至于神话糟粕，那是后人渲染加工，而非实有其事。郑昌时主见解，是不全面的。
    韩愈采用“材技吏民，强弓毒矢”的剿杀措施，何以说是慎重考虑制度的呢?据云：“鳄鱼之状，龙吻虎爪，蟹目鼍鳞，尾长数丈，末大如箕，芒刺成沟，仍有胶粘，多于水滨潜伏，人畜近，以尾击之，盖犹象之任毕也。”(昌黎集注文)这样凶猛鳄鱼，制伏较难，不过，自然界不论何物，都有特点相弱点，和人一样，有其长处和短处，《唐书》记载：“初，愈至潮，问民疾苦，数日，愈往视，令其属秦济以羊一豕一投溪水而祝之。”说明韩愈是曾亲到鳄患处视察，调查研究，制此方案的。很可能韩愈视察后，根据鳄性，认为射杀是个好办法，远射而不须近击，只要诱鳄上滩，便好施为。不过，韩愈祭鳄之后，第二个方案免用，变成神奇之事，遂为文豪史官采入正史。
    鳄鱼遁去，恰有成效，当是可能之事，数月数年数十年，重患潮州，应属自然之象。一年无鳄，韩愈已迁数月，称之“潮无鳄患”，亦说得通。三十年后，宰相李德裕贬潮，舟船为鳄所坏，距韩愈死去已廿余年，针对韩愈一人而言“潮无鳄患”，亦不为虚，怎可因后有鳄鱼，便谴责史书不实呢?明代以后，鳄鱼方才绝迹，可能是溪河地土变异，人口逐渐增加，鳄鱼无法生存有关，前无后有，不能斥前不实，因此，一祭鳄遁，是有真实性存在的。
    综上所述，韩愈祭鳄事件，鄙见认为可作如下结论：
    (一)韩愈是以“祭”驱鳄的。恰有成效，是偶然性与必然性，非祭之功。神话糟粕，是时人后人，渲染扩大，不是实有之事。
    (二)祭鳄行动，目的是驱鳄，拯民水火，主观意识是好的，应予肯定。王安石之贬，是责其行动方面，苏东坡之褒，是扬其意识方面；王安石是智者之见，苏东坡是仁者之言，今日评沦韩愈在潮业绩，应肯定其主观意识。而批评其愚妄行为，方为公正。
             1988年4月29日完稿
(原1987年8月20日拙作《韩愈祭鳄的主观意识应予肯定》一丈予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