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欧洲之行
赵春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北部为筹集革命经费而奔走。十月十二日，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从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面对国内业已开始的革命决战，是否立即回国领导这场斗争?孙中山颇感踌躇。他后来在一篇自述中曾追记自己当时的思想情况：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①因此他没有直接返回国内，而是从美国转赴欧洲，先后到英、法两国活动，迟至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武昌起义两个半月之后，方由欧洲归抵上海。对于孙中山的这次欧洲之行究竟应如何评价?它的成败得失如何?本文拟从动机和效果两方面对其旭以考察，
一、欧洲之行的动因
孙中山为何要做这次欧洲之行，在上面引述的孙中山所写的那段文字巾已有清楚的解释：孙中山认为他应"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以确保革命在国内的胜利。毫无疑问，孙中山的这种良好愿望是真诚的。欧洲之行是孙中山为创立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为革命而奔走的精神值得后人钦仰。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孙中山这种良好愿望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否是一项正确的决策时，回答又应当是否定的。
首先，孙中山"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的想法，反映出他对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国内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短短一个多月内，已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清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然而革命远未取得全面的胜利，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起义各省的革命党人不但面临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从外部而来的进攻，而且革命阵营内部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也日趋严重。这时，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有威望的领袖人物的存在，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作为这种素有威望的革命领袖人物的孙中'山本人，对此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孙中山的许多谈话和书信中，都表现出一种把革命胜利的取得看得过于简单和过分乐观的倾向。他认为由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旦在国内一处得手并获得立足之地，
"则各省望风归向矣"，革命的胜利并非难事。在欧洲之行途中，孙中山甚至向外国记者表示，"此次前往上海，专为联合各省回复秩序，当其抵中国海之前，革命必早告成功"，因此他的任务是，
"但尽力劝阻胜利者一面之过于激烈，他非所有事矣"⑧。正是这种过分的乐观和对国内形势的认识不足，使得孙中山并不急于回国去领导业已发动的革命决战．'
其次，"先从外交方面致力"，是和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深深恐惧有者密切关系的。辛女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普遍患有对帝国主义的恐惧症。一九O五至一九O七年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大论战中，虽然反驳了革命将会引起列强"瓜分之祸"的谰言，但列强干涉的阴影始终重压在他们的心头。对此他们不敢提出针锋相对的反帝口号，只是强调对帝国主义的"不刺激"，期待列强谅解和不干涉。孙中山也不例外。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曾屡屡谈及列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是否会"藉端干涉"问题，表示国内武装起义的成功已"可以操券"，而"所恐者，则外国之干涉耳"①。正因为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才把外交看作是他的首要任务，急于要到欧洲，特别是到"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①的英国，去开展活动。
第三，孙中山的赴欧，还导源于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缺乏认识和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不平坦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国家呼吁和寻求过支持。尽管每次最后都落空了，但他始终不曾抛弃这种幻想。因此，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孙中山再次燃起对帝国主义给予中国革命以支持的希望之火。他天真地认为，革命在国内所取得的有限胜利，将会改变列强政府以往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于是他首先是奔赴华盛顿，试图会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未获结果。接着就转赴欧洲，寻求英，法两同的支持，尤其是希望得到财政上的援助。
总之，正是由于对国内斗争形势认识不足，由于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和幻想，使得孙中山在武凸起义后不恰当地把外交视作他的首要任务，作出了暂不回国而赴欧的决定。
二、欧洲之行的得失
孙中山赴欧的主要目的，如前所述，是为了争取英法政府对中国革命方面的外交承认和财政援助。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达到。孙中山在欧洲期间，无论是英法政府，还是金融界，对他都态度冷淡，除了与他"虚与委蛇"外，不肯提供任何支持与援助，包括外交上的承认和财政贷款。在英国，孙中山虽曾一再表白中国革命不具有任何排外性质，承认列强在华权益和以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甚至允诺"给予英美在中国的若干优先权利"，但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与英美结盟的建议和借款一百万英磅的要求，仍遭拒绝①。在孙中山认为"当表同情革命"的法国，他同样未能得到官方的接待。唯一比较重要的是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的会晤。但就在这次会晤中，当孙中山提及向中国革命方面贷款的要求时，也被西蒙一口回绝了。孙中山争取英法政府给予承认和财政援助的希望完全落空。
欧洲之行所得甚微，面所失却甚大。本来，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如立即由美返航，十一月上旬即可回到上海。然而欧洲之行却使他在国外滞留了约一半个月(从11月中旬到12月25日)。在这一个半月时间里，国内形势变化剧烈。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扶持袁世凯，破坏中同革命，利用南北议和压革命党入向袁世凯妥协J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群龙无首的局面更加严重，革命政党同盟会日趋涣散，旧官僚和立宪派在各地乘机篡权。从十一月上旬起，独立各省即开始筹组中央临时政府，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缺少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人物，致使各地代表在临时政府首脑人选上争执不下，而一直难产。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各派公认的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如果能够及早回到国内，至少可以使革命党人内部分崩离析的状况有所改变，可以促成革命临时政府的早日成立，可以加强同袁世凯斗争的力量，辛亥革命或许不会失败得那样迅速。然而欧洲之行却使孙中山贻误了这样的时机。同时，还应当看到，由于孙中山回国时间的迟延，使他未能亲自参与和领导辛亥革命初期(从1911年10月到12月)国内的武装发动，这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厦上损害了他的革命领袖地位，并给反对者造成口实，从而不利于他回国后对革命斗争的领导。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欧洲之行尽管未能达到争取英法政府支持和财政援助的目灼，仍有不少收效，包括"影响四国银行团停止了对清廷的贷款"，"粉碎了清延诱使外人干涉革命的阴谋"、
"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等，因此对此行应当予以肯定。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诚然，孙中山本人在欧洲之行中和回国后，的确讲过"自美徂欧，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约甚固"⑦，
"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8），
"着着得手，举世同情"（9）等。但孙中山之所以会这样讲，是有其特殊原因的。第一，在当时情况下，孙中山不可能真正了解英法等因对华政策的内幕，有时仅凭个人观感去作出判断，难免产生差错，第二，作为一个对帝国主义抱很大幻想的当事者，孙中山往往不自觉地把列强政府的一些敷衍词句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第三，出于振奋革命士气的需要，孙中山不能不在一些公开谈话或著作中喧染欧洲之行所取得的外交成效。因此，它们当日虽是说者有因，今天却未必可以引以为据。
首先，关于四国银行团停止对清廷的贷款。这件事和孙中山的欧洲之行实际上并无关系。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帝国主义列强需要调整它们的对华政策和侵略方式，扶植比清王朝觅为得力的统治工具，因此由英、法、美、德四国组成的银行团决定在中国暂取"金融中立"态度。十一月八日，四国银行团正式在巴黎开会议决，停止向清廷贷款，俟中国有一"负责政用'，方能考虑贷款的谈判和提供④。而这时，孙中山还正在由美赴欧的大西洋途中(孙11月10日抵伦敦)，他怎么可能去对四国银行团施加"影响"呢?此说显与事实有悖。
其次，关于"粉碎清廷诱使外人干涉革命的阴谋"。辛亥革命过程中，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听恐惧的外国武装干涉终于没有发生，列强，特别是英国采取了表面上"中立"的政策，英网还在日本一度企图出兵中国时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些都是事实。问题在于，促成这些事实的决定性因素是否就是孙中山的赴欧外交?显然不是。因为对烈强态度和政策更具影响力的，是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烈强在中国找到了袁世凯这个代替清王朝的新走卒，是列强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慎重考虑，以及象欧战临近这样一些国际政治因素等。当然，中国革命党人的对外态度也在列强的考虑之列。但即便从这个方面讲，列强所关注的主要也是起义各省的实际行动，而非孙中山在海外的宣言。更何况它们的所谓"中立"，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它们一直在扶植袁世凯破坏及绞杀革命。
至于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这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在各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同情与支持对列强政策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争取这类同情与支持，在当时并非当务之急，也不是孙中山赴欧的主要目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的欧洲之行是一次决策上的失误和一次不成功的外交活动。
①⑤⑧《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3--184页。②⑧④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4、559、511、546--547页。⑥吴相湘：
《孙逸仙先生传》第983--984页。回《国父全集》第2册第165页。⑩《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103页，转引自夏良才：
"国际银行团和辛亥革命"，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