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与台湾的骨肉情

李业德

    南澳这个名称的由来：“南”表示在南方，“澳”指可泊船之处及形容海涛浪声。此外，还有岛南、并澳、白城、瀛南等名称。
    明陈天资《东里志》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即今之两广和越南)，置揭阳县，属南海郡，南澳始属揭阳县管辖。
    南澳地处粤东之地面，东距台湾高雄市 160海里。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
    南澳，这个海外孤岛，与台湾共处于太平洋西岸航线之中点，一水之隔，两岸相望，船只往来均可直达。历史上驻跸过两位帝王和历任146任正副总兵官。曾有过许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重要历史事件：
    (1)隋炀帝开业四年(608年)中郎将陈稜、副将张镇洲率军出击流求(台湾)、就是从南澳海面出发的。
    (2)明嘉靖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 (1564年至1565年)，都督戚继光、俞大猷联军进兵南澳，剿灭了盘踞南澳岛的吴平等海上武装力量，从而清除了倭寇之患，使东南海患基本得到平息。
    (3)清顺治三年至十八年(1646年至 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南澳招兵、举义抗清，并以南澳作为抗清复台重要基地之一，在此训练水师。
    (4)嘉庆十一年至十三年(1806年至 1808年)，以朱濆为首领的一股海上武装力量，常游弋于南澳与台湾澎湖一带之海面，侠及两岸。清廷随于嘉庆十一年秋九月命南澳总兵王得禄(台湾嘉义县人)及副将邱良功协力击溃朱溃一众于台湾鸡笼山洋面，溃等败退入粤。嘉庆十三年又命福建金门镇总兵许松年围剿朱濆于南澳长山尾洋面，在其炮火猛烈攻击下，朱濆船被击中舟亡，船队随溃散。
    历史虽都已成过去；然而这些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仍广为南澳岛上人们所传颂。当年留下的史迹，虽历经兵火和地震等浩劫，至今尚存有：宋代的“太子楼”、“宋井”、“辞郎洲”、“陆秀夫墓”、“丞相石”；明代的“雄镇关”、“猎屿铳城”、“郑芝龙坊”，明末清初的“招兵树”、“将台石”、“国姓井”、“八千斤大炮”……等文物古迹。至于各种庙宇碑记和摩崖石刻就更多了。而这一切，正是南澳岛光辉历史的佐证。它既说明南澳岛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又说明南澳与台湾的重要历史关系。
    三、南澳人民对于保卫和开发台湾宝岛的贡献。
    南澳人民与台湾同胞之间很早以前就进行着友好的交往。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郑成功在南澳招兵举义，并把南澳开辟成为与福建之金、厦一样重要的抗清复台基地。当时有相当众多的澳人踊跃应募，投其麾下，跟随郑成功转战闽粤，并于顺治十八年春(1661年)随郑成功东渡，征眼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他们有的为收复台湾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在郑成功指挥下，从事垦荒种植，开发台湾岛活动。同时，为补助军需，郑成功又效其父芝龙之做法，开展了福建、广东沿海与台湾的通商贸易，这就使台湾同闽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升设驻南澳总兵官，同时扩大防区、从南澳派兵轮守台湾、澎湖、淡水之防务，每三年换防一次，每次均有不少南澳籍官兵随往，加之当时清廷鉴于驻守南澳官兵之艰辛．并为稳定军心，特准许官兵即籍娶妻生子，对有功者还允许其世袭铨补。这也自然地增加了南澳籍官兵赴台谋生奠下了基础。如光绪年间，南澳总兵官刘永福从南澳调驻台湾时，他所率领的黑旗军，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澳人。在台弁兵中尤以兵士、船夫(水手)多为南澳籍人，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员后来就在台湾定居下来。今深澳尚有“清戍台澎故兵墓葬群”、“节义坊”，还有从台湾移植的“湖来来”水稻、乌腊甘蔗、大肉香蕉，相思树等都是历史的纪录。
    清末，清廷曾在南澳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裁兵减饷以及清皇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原在清军中的部分南澳籍官兵，便纷纷赴台谋生，故又有相当一部分澳人去台湾。如深澳的王肇原(清末澄海千总)，张皇平千总等都是在这一种情况下携儿子赴台湾的。
    一九一八年南澳发生了一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房屋倒塌无数，这时候又有大批澳人迁去台湾。仅深澳便有近千人因无家可归，生活无法维持而逃往台湾的。据调查，深澳的两街共有100多户人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属迁移到台湾去。
    1943年至1944年间，由于农业连年失收，发生大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南澳又有大批人员逃往台湾谋生。
此外，南澳解放前夕(1945年至1949年)，因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有不少青壮年和原来在伪巾办事的澳人逃往台湾。据有关方面调查统计，南澳这个仅有几万人口的海岛，本世纪去台人员便达六千人以上，一家分居两地者有600多户。故县城所在地的深澳乡，清末时人口达17，000多人，经过大地震、大饥荒以及大战乱等天灾人祸，至解放前夕，只剩下1，800多人。这个乡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都有亲属旅居台湾，成为著名的台属之乡。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人心，也给台胞台属送来了春天，所以，每年都有不少台胞回家探亲访友，仅去年一年，便有回乡探亲的台胞125人次，到南澳港口停泊或避风渔船达150艘次；今年头五千月，来岛探亲台胞达近百人。年逾古稀的台湾南澳同乡会顾问康纲霖先生还即席挥毫写下“两岸情深”的巨幅书法，表示对家乡怀念之情。
    南澳与台湾关系之如此密切，这除了在地理上仅一水之隔的原因外，就是因南澳岛自很早以前就有相当众多的骨肉同胞旅居台湾这一重要历史分不开的。在台湾高雄市，早在20年代就成立有“台湾高雄市南澳同乡会”，还建立了“敬老院”，恒春市还有“大南澳街”、“小南澳街”和“南澳山” (因埋自己故的澳人而得名)。据近年从台湾回来探亲的人士透露，现旅居台湾的南澳籍人约达38，000人，占南澳现有人口一半以上，他们大都从事经商(以经营药店、饼食为多)，还有的从事教育、行医和渔农业等。现在有不少南澳籍人的子女都受到高等教育，有的还出国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有的成为教授、专家、学者等科技人才。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贡献已是越来越大了。
    南澳岛对于开辟海峡两岸通商贸易航线也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南澳岛既是汕头与台湾通航通商的中转站，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其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南澳岛是内陆汕头与台湾通航通商的中转站。自清中叶至1949年间，随着交通运转工具的发展，海峡两岸通航通商活动也日臻活跃。在20年代以前，两岸之间的通航通商用的是木帆船(主要有青头、三桅等)，南澳人称之为“大湾船”或“东都船” (台湾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名为东都)，吨位数从10多吨逐步发展至100多吨以上，并由木帆船逐步发展为机帆船和货轮。当时经营者主要是汕头人和台湾人，由澳入自行经营的为数不多。据有关方面调查统计，20年代前后，由汕头通台湾船只约有20余艘，至40年代增至近70艘。可以说，这条航线的开发，是经历着一个由小船到大船，由木帆船到货轮；由独资经营到合股经营，由小规模到较大规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两岸开始通航通商的初期，均系私人经营，如清末的澳前人陈角鱼就经营着一艘仅有10吨的青头木帆船，深澳人倪来发经营着一艘三桅的木帆船，还有台湾人林俊夫经营着一艘“万祥号”、陈万源经营着一艘“万谥号”等木帆船。经营者一般多获厚利，但风险性较大，既要受到大自然的暴风巨浪的威胁，又要受到海盗的抢劫，在此情况下，那些吨位数小、船速缓的木帆船，其危险性就显得更大了，这就推动着运输船只的不断更新换代。例如，后来的“日华”、“日福”、“日利”、“安利丸”、“恒安丸”等均为汕头人合股经营，日水投降后至1949年又主要为汕头“泰运公司”、“华昌公司”等官商联合的对台贸易公司所经营，当时国民党广东省长罗卓英等便利用接收来的日伪船只近30艘，改装成为对台货轮，如“潮英轮”、“新丰轮”、“美生轮”、“平安丸”、“海丰丸”等，专门进行对台贸易。这时候，海峡两岸的通航通商几乎全为官僚资本所垄断，这也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一个缩影。
(2)通航通商贸易有效地促进了两岸的生产发展和友好交往。两岸进行通商贸易活动，使双方都得到好处，深澳两岸同胞的欢迎和支持。当时从台湾运来的货物，主要有：大米、白糖、糖水，沥青、水泥、白藤、芦藤……等；从汕头运往台湾的货物，主要有：陶器、瓷器、中药材、纸雨伞、药酒……等。由于两岸物资交流，互通有无，互为补益，有效地促进了两岸的生产发展、市场活跃。对台船还特地为汕头及本岛旅台人员带回家信、钱物，并为两岸同胞之间友好往来探亲提供方便。进一步加深了两岸同胞的友好情谊。据调查，当年有台湾同胞陈启芳、陈送等四户从台湾迁来南澳定居至今，并有徐素贞、林瑞端、黄桃、陈莲等十多位台如姑娘出嫁来南澳；而南澳岛上也有不少的姑娘出嫁到台湾去，攀亲交友轶事不胜枚举。
(3)南澳岛是汕头与台湾通航通商的重要的人力资源。据县党史办调查，当年汕头与台湾通航通商，船上的舵工(船长)、出海(买办)、伙计(水手)大部分是南澳人，共约700左右人(主要是澳前、云澳、深澳、后宅等乡村人)，也有少数水手是饶平县海山人和潮阳县人。据澳前村老人组介绍称，约在30年代以前，澳前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以航行台湾船为生的，有不少人家，父子、兄弟以至几代人都是从事航行台湾船的。所以，这里的群众至今还流传着“李无错，朱无担”(形容朱、李两姓舵工航行台湾船技术经验丰富，准确无误的意思)，还有“去时钓仔钩，来时红鬼申”等顺口溜(意指船上使用指南针的庚向，即去时船行正东方向属甲卯乙，回来时航行西北方向属未坤申)。一般上，遇上顺风顺流的好天气，只需两个昼夜就可到达目的地了。
        南澳与台湾人民来往已久，他们已结成深厚的骨肉情谊，世代相传，将对祖国的统一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