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指斥佛老的荒谬绝伦和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器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如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清静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佛老不事农工商业，不交租纳税服役，还要大量浪费资财；佛老禁欲，不传宗接代，破坏三纲五常，不行君臣民相生养之道：佛教是外来文化，若不排斥，中华民族将亡国灭钟。
　　③提出了处置佛老的办法。“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即叫僧尼道士还俗，烧掉佛老经典，寺院宫观改为民房，用先王之道即儒家学说去改造佛老思想。公元819年唐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韩愈上了《论佛骨表》，痛斥佛老对国计民生的危害。“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迄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大怒，要杀掉韩愈，经宰相裴度、崔群等求情，才贬为潮州刺史。但是，848年唐武宗灭佛，基本上是按韩愈方案办的。
　　佛教宣传人死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今生行善，来生可以得到幸福。道教宣传经过修炼和服食仙丹，人的灵魂肉体都可以不死不灭，达到长生不老。儒家宣传天命论，人间的事由上天决定，天能赏善罚恶，韩愈还认为万物都有灵魂存在。因此，儒道佛三家从本质主流看，同属客观唯心论。佛教教人行善，逆恶顺爱，争取来生幸福，能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道教教人锻炼身体，延年益寿：儒家的政治理论、纲常名教却是化民及物治国安邦的最好武器。故中国的传统是：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而儒家思想是与中国封建经济基础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当时西欧刚进入封建社会，不仅中国就是整个世界，当时都没有出现比儒家学说更完整进步的意识形态。因此。韩愈宏扬儒学攘斥佛老是进步的。但是，韩愈是以儒家唯心论反对道佛唯心论，当然反不倒道佛，因而又不能评价过高。
　　有人认为：儒家的祖师孔子生在春秋时还要恢复西周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是个复古、倒退的守旧人物。生在千多年后的韩愈还要复兴儒学，不是更加落后保守吗?这是只看表象不看本质之谈。的确韩愈不是醇儒、迂儒、腐儒，他宣扬的“先王之道”，不但吸收了孔子、孟子、董仲舒思想，还吸收了法家思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重视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再也不是一个“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纯儒，他提倡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合儒墨兼名法的杂霸之道。韩愈提倡的新儒学是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唐王朝服务的，是与封建经济基础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故韩愈一呼，天下响应，很快恢复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孟子倡性善，荀子倡性恶，扬子倡善恶混，董仲舒创性三品说，韩愈创性情三品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然则性之上下，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者就学而愈明，下之性者，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韩门弟子李翱作复性说。韩愈推尊《孟子》和《大学》中的明德正心诚意修齐治平：韩愈的性情说等，都为宋明新儒家所接受。非常明显韩愈实开宋明道学的先河。前辈学者冯友兰、张岱年均认为韩愈“在哲学史上是从佛学隆盛到理学兴起的转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有人认为：韩愈宣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说明韩愈是人民的死对头。最近何法周在《韩愈新论》中说：《原道》中的“民”是指不交税服役的佛老，“诛”作“黜”解。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应进一步指出；《原道》中的“民”除指佛老外，也指士农工贾，“诛”除作黜解外，还作责问、责罚、谴责、讨伐、惩罚、杀头解。即一切不交租纳税服役的“民”都要视其情节轻重加以责问、惩罚乃至杀头。臣不称职的也要惩处。君不称职要怎么办?韩愈没有说，实际也含有要责罚的意思。这一方面说明韩愈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利益的封建官僚：另方面也要看到对国家纳税服役是任何社会形态的“民”应尽的义务。只要是负担合理，对不尽义务者国家都要施予不同程度的惩罚是正确的，故不必过分指责韩愈的“诛”民思想。
　　三、提倡古散文，反对骈体文，成功地领导了唐代文学革新运动——古文运动。六朝至隋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骈体文。骈文没有切实内容，只讲究形式，要求辞采华丽，音韵对偶，用四字和六字句，还要运用典故。是一种束缚人民思想的呆滞僵死的文体。到了唐朝已有陈子昂，萧颖士、李华、元结等起来反对，他们提倡写古散文。韩愈把复兴儒学和提倡古散文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儒学为思想内容，以古散文为表现形式，成功地领导了唐代文学革新运动古文运动。韩愈《答李秀才书》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陈生书》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里的“道”指先王之道、孔孟之道、儒家思想，这里的“辞”指简炼生动、流畅的古散文。韩愈重申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理论和“不平则鸣”有为而发的文学主张：在文法和修辞技巧上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和“文从字顺各识职”，提倡言贵独创，辞必已出。由于韩愈提倡的新儒学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思想，古散文又是简炼活泼的文体：他自己身体力行、锤字练句，写了七百多篇、首好诗雄文作范文。韩文简练、通畅，气势磅礴，波澜起伏。大受时人欢迎，青年知识分子争相仿效学习，“韩昌黎体风行文苑。据《韩愈新论》统计，韩愈创造的新词成为现代汉语常用词的有一百五十余条，仅决于《史记》(二百五十多条)与《庄子》并列第二位。韩愈还培养了一支文艺新军，有典可查的韩门子弟达几十人：他与古文大师柳宗元、刘禹锡互相酬唱，诸生推波助澜，遂使古文运动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终于把骈体文扫进了历史博物馆。不但开创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优良传统，并恢复了儒学的正宗道统地位。韩愈不愧为古文运动的主将，故苏东坡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要求的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68——870页)。韩文风靡后代一千年，其奥秘就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的较高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