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水滔滔
（郭沙）
一
在一九三零至一九三三年间，我就读于潮安的韩山师范学校。
那是个内忧外患、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的年代、而在韩师这个培育师资的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教师的席位，藉以养家活口，免于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这在旧社会就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吸引力了!
事实正是这样：这里的同学居多出身于贫困的家庭，而且各有一番坎坷的经历，其中充满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由此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形成那种刚毅、倔强的性格和进取、革命的精神！当然，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汇合在一起，就会像高高堆积起来的干柴一样，一接近火种就要猛烈地燃烧起来!
在大革命年代，当时的同学便经受革命烈火的锻炼。因而在“八一”南昌起义军撤离潮汕时，就有许多同学追随这支队伍，参加了革命。据我所知，早年在韩师毕业后已经当了教师的刘光涛便是参加这支队伍之一，后因进军途中胃出血而不得不返回故里，重操旧业。
三十年代初期，在日寇大举入侵，国家岌岌可危的紧要关头。同学们同仇敌忾、毅然奋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令人气愤的是，随着时局的微妙变化，宣传活动更受到限制，抗日言论也被禁止。但是，同学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抓住时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事情。当时为了反对校方对宣传活动的阻挠、压制，我们初二乙班的同学，有一次在课余教学辅导活动中，取得了前来辅导的初三同学林礼逊的支持，忽然把原定的活动改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大辩论。吴显模、陈贤馥等同学是持“时势造英雄”这一论点的一方。他们抓住“时势”这个重要的环节，联系当时的形势，尽量加以发挥。这样一来，他们无形中便把辩论的发言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全场情绪热烈、活跃，终于取得了很多同学的支持。同时，由于这次大辩论而和有抱负、有理想的林大光、李极端等同学建立了深切的友谊，成为今后在探索前进中的伙伴。
事后，尽管那个“人所皆知”的训育主任把“严重失职”、“言论过激”等莫须有的罪名，分别加在林礼逊和陈贤馥这两人的身上，并给他们所谓“严重警告”。但是，通过这场大辩论，许多同学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只过了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正当战火蔓延之际，外间谣传日寇就要打到汕头来了。而校内又盛传汕头有些中学已暗中把学生义勇军组织起来了!同学们为此振奋不已，争相谈论这个问题，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校方先是禁止组织这种队伍，后又要全校男同学都接受“军训”。一些高年级同学和各个班级骨干研究后，认为校方来这一手，意在掌握学生活动的制动权，以转移学生的注意力，从而瓦解学生的斗志!因此，他们决定采取“顺水推舟”的策略，发动所有男同学都来参加操练，以便利用这种合法的活动，进一步团结全校同学，并着手进行有关的组织工作。
想不到当时驻潮安的师部更委派一位教官和四名士兵前来指导“军训”的工作。那位个子很矮、身体却很壮的教官，严厉又傲慢，操练伊始即宣称：“军人不谈政治”。但在一次刺杀课目的教练中，他大概被同学的长期以来始终坚持操练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忽然快步跑到横列式队伍的前面，然后提高声音，激动地下达命令：
“前方发现日本鬼子，冲上去，杀啊!——”
同学们先是一楞，接着即端起上了刺刀的木步枪，跨前一步，用力刺去，同时发出吼声：
“杀——杀——杀啊!——”
情绪激越高昂，喊声震天动地，连站在一旁看操练的老师、女同学等都为之动容!下操后，一些高年级同学发现这位教官还有点民族气节，便打算乘此时机接近他，争取他。那知这位刚才还激情满怀的教官，这时却“顾左右而言他”。看来，他也许认为刚才的举动有点过于“激动”“冒失”而感到后悔!后来，是吴显模、陈贤馥、林大观、李极端等同学和一个潮安籍士兵的谈话中得悉：这个军官在部队里对待士兵的态度还好，只是没有实权，这也许就是这个教官有所顾虑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操练还没有到个段落，校方忽然得到他们“上头”的禁令而把操练停下来。原来因为当时的政府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上海停战协定》。这下子，倒使同学们看得更清楚：他们既然连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不要了，那还要所谓“军训”干什么?……
二
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原以为一次闪击便可以占领上海，没有想到当时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广大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支援下，不仅起来迎击它的侵略，而且把它打了个落花流水!可是，当时的政府对日寇在上海的侵略行动，不仅是不抵抗，最后还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此时他们和日寇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立即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同时认识到：要抵抗日寇的侵略，还要依靠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在这急转直下的局势面前，我们校内的秘密组织“读书会”便建立起来了!
秘密开会的地点在韩山的山后。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吴显模从学校第二宿舍走出来，然后和寄居在附近黄立文家里的陈贤馥汇合后便向开会的地点赶去。等我们连忙赶到后山那边的山坡上，同学们已在柏树旁边围坐在一起了。我向人群里面望了一眼，看见到会的有：高一的黄立文，初三的林礼逊，初二乙班的林大观、李极端、吴显模、陈贤馥和我，连同“四科”的郭启澄以及其他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同学在内，一共有十七、八个人。奇怪的是，那个油腔滑调，喜欢低级趣味，直至连一件严肃的事情给他讲起来总要变了味道的那个人，竟然也在里面。这个给人印象不好的人，真不知道是谁叫他今天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的。……
我正想着，会议已在黄立文的主持下揭开了序幕，并由他郑重宣布：“我们筹备已久的‘读书会’今天正式成立了!”
接着，由林礼逊代表这个组织首先发言。他说：“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成立起来的，这表明我们这个组织的存在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同时也表明我校同学和全国各地的同学站在一起，共同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奋斗!”
他着重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为了做好我们的抗日宣传工作，第一要学点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逐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第二要理论联系实际，特别要注意日寇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的动向。——
当他谈到今后工作打算和发展会员的条件与规划时，发言的人很多，讨论也很热烈。只是时间巳过了一个多小时，黄立文作了总结发言后便结束了这个会议。到会的人也三三两两分头回去了。
会议虽短，意义深长。我跟着吴显模、陈贤馥在回去的路上说说笑笑，心里感到很高兴、很激动!吴显模便乘兴约我在下个星期天到枫溪他家里过端午节，吃“五月节粽。”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吴显模出生于暹罗，父亲病故后，便跟着他的母亲回到“唐山”，靠他哥哥在韩师教书的收入过活。在校里，他哥哥又是我们班里的国文教师。用不着说，届时我到他们家里作客，一定会受到很好接待的。想不到的是，那天到他们家里时，他哥哥对我的态度很冷淡，他也被他哥哥叫到房间里作了长时间谈话，主要追问他在上个星期天到什么地方去，平时交些什么朋友等等。由此看来，我们的秘密活动一定为校方所发现了!
傍晚赶回学校，便由吴显模向黄立文、林礼逊汇报了以上情况，并由他们转告其他一些了解的同学，要大家随时做好应付意外变故的准备。因为当时还未搞清楚：是不慎泄密呢?还是有人出卖?……
林礼逊有一位前届的同学毕业后留在校内工作，当时就是通过这位老同学的关系，终于查清问题就出在“油腔滑调，喜欢低级趣味”的“那个人”身上。原来是“人所皆知”的训育主任得到线索后，即从“那个人”的身上打开缺口，从而得到了“读书会”那天在山后开会的所有情况。
情况相当严重。黄立文、林礼逊和其他几个同学研究后决定立即改组，尽管那时已快要放暑假了!
更为可惜的是，“读书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林礼逊，也在这一届毕业后离开了学校!
“读书会”这个秘密组织的暴露，对我们以后的活动是很不利的。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当我们要进入初三时，我和吴显模索性从学校宿舍搬到黄立文家里，和陈贤馥以及他的堂哥哥陈贤学住在一起，以摆脱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多事情都要受到约束的麻烦。
事实上，黄立文的家，就在学校右边那个第二宿舍的山坡下，是一座旧式的院落，格局古朴别致，进门是个大厅，后面是个大天井，左边隔着一道矮墙便是一幢狭长、简陋的砖木小楼房。楼上，前面是个走道式的小厅，后面又隔成两个小间。陈贤馥住在左边小间，我和吴显模住在右边小问。而楼下就只住着陈贤学一个人。
在这个新的住处，我们发现黄立文和陈贤学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星期天常有许多高年级的同学前来坐谈。他们谈得很投机，也很广泛。例如：当时各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争夺，华北局势的微妙变化，江西红色根据地的点滴新闻，等等。他们所谈的内容都很新鲜、很重要，不是从一般报刊上所能看到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所谈的资料；一是来自教务主任李芳柏老师。他以前曾留学日本，而对日寇的侵略行动深恶痛绝；同时，凡属法西斯统治所带来的暴政、罪行也都无情地痛加谴责!因此，他在担任高中班的课程时，敢于针对时弊，无所不言，对学生思想认识的引导、启迪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由北平的朋友将一些进步的书刊夹在报纸中，分为几次寄到这里来。原来，以前有些在这里毕业后的同学，另外设法凑了点钱便寄到北平去。他们先解决住宿的问题，然后根据自己需要的专业，把各个大学有关的课程收集起来，再编成自己的“课程表”。以后便根据这样的“课程表”，按日前往有关的大学去听课。这种“特殊大学”，既经济又实惠。但要依靠自觉，着重自学，并持之以恒，是很有成效的。
从此，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希望有一天能实现这个愿望；同时还仿效“特殊大学”的做法，多读了一点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有一次，我们为胡愈之所著《莫斯科印象记》的内容所吸引，对它很感兴趣。晚上，我们经常坐在桌子旁边，对着那盏煤油灯，从苏联革命谈到中国革命，从朱、毛在江西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当时，由于当局的新闻封锁，我们对江西苏区的情况知道的很少。但是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首先提出抗日的号召，在淞沪杭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即发动上海日办工厂十万工人大罢工，并号召许多工人、青年学生奔赴前线，组织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等等。因此，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用不着说，我们为有这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而感到欣慰!可是不久，我们发现吴显模经常沉默寡言、愁眉不展，情绪有点异常。经我们再三问他，他才告诉我们说：“最近，我考虑在放寒假后，便要到北平去!——”我们认为再过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呢?他又向我们解释说：现在‘毕业就是失业’，有文凭和没有文凭是一个样子；我们都希望到北平去，晚去不如早去好!等等。
陈贤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去北平读‘特殊大学’，说到底是为了干革命，这是好事!但大家都像你一样涌到北平去，这里的革命工作谁来干?——”
他微笑着说：“这个道理我懂得，但实际情况是：北平是学生运动的重要基地，群众基础好，领导力量强，易于打开局面。我们这里是不能跟它比的，像目前我们一碰到困难，工作便难以进行下去!……”陈贤馥抓住这一点问他说：“你认为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他沉默了一下，回答说：“当然是领导的问题，明确的说，就是如何取得党组织的领导的问题!如你所知，我们还是刚刚起步，以后的路途还远着呢，没有党组织的领导，那是不行的——可惜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校里有没有党的组织。要是林礼逊在这里，至少他会知道一些!”陈贤馥安慰他说：“听说在大革命年代，校里的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一直到现在有没有重新建立起来，我也不清楚。但在地方上肯定是有党的组织的，这是无容置疑的。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乡间有游击队的活动吗?——”他听到这里，怅然地说：“但是，我们到哪里去找党的组织呢?”
当时，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作为群众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后来，黄立文、林大观等知道他打算去北平，也都去劝导他，还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这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一年前，由于他在那次大辩论上崭露头角，班里有个文静的女侨生便深深地爱上了他。这个女侨生的父亲是泰国闻名的富商，只生她这么个女儿，爱如掌上珠。因此当她要来“唐山”求学时，便再三嘱咐她，要她乘此机会挑选个满意的郎君，将来回泰国后继承其家产。不言而喻，如果他接受她的爱情，就意味着他将来就是泰国的一个大富翁。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样一条人生的道路。就在那个寒假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要到北平过冬的衣装等物都准备好了。这就是说：到北平去，势在必行!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奇迹：刘光涛到黄立文家里坐谈时知道了这个情况，即找吴显模谈心。他对刘光涛像对林礼逊一样地信赖与尊重。经过这次谈心，我觉得他的情绪缓和得多了。因为在他的脸上，已不时出现了一丝微笑!
不久，突然从乡下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林礼逊已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这使我们许多同学、特别是吴显模感到格外震动、悲痛!我们以前只知道他毕业后便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教书。这次从游击队为了悼念他而印发的传单中得悉：他一踏上工作岗位即参加了游击队，并在不久前袭击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林礼逊英勇牺牲的事实，终于使吴显模醒悟过来：革命的战斗就在我们眼前，战斗的旗帜一直率领革命的队伍，向前，向前!
四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已是我们在这里最后的一学期。三月间，忽然传说政府当局要在城外西南方，建造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飞机场了！城里的居民得此消息便议论纷纷，郊外许多被征用土地的人家，更是寝食不安，惶惶终日!
这个闹得满城风雨的消息立即传到学校里来，成为同学们议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这些经过改组后的“读书会”成员——林大观、李极端、郭启澄、黄立文、吴显模、陈贤馥和我共计七人，也感到情况相当严重，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住处的小楼上，热烈地讨论着。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政府当局既在与日寇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中，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兵，允许取缔抗日，要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开到福建去“剿共”。那么，此刻要在这里建造的飞机场，便绝对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要把枪口对准江西、福建等红色地区。大敌当前不予抵抗，更热衷于加剧内战，坑害人民，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大家记得，“读书会”要求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当前说来，就是要立即行动起来，为反对这项损害民族元气，不顾民间疾苦的暴政而斗争到底!
会议派林大观、李极端第二天进城了解、核实有关情况后，当晚即召集“读书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吴显模提出“散发传单”的建议，并通过以下决定：一、散发传单的组织名称为：“岭东学生自治会”，二、确定传单的几个重要内容，三、确定行动的日期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四、决定三个作战地点，把人员分成三个行动小组。
在小楼上经过两天不露声色的紧张工作，到了星期六深夜一点钟，终于把几百张传单油印出来了!最使我们振奋不已的是：在每张传单右下方，还用红色印泥盖着刻有“岭东学生自治会”字样和一颗金光闪闪的五角星大印章!
这些传单，是当时在作战上所用的一颗颗、一束束手榴弹!我们这些当年只有十八、九到廿一、二岁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战斗的经验，只凭满腔热血和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便在斗争中去碰撞、去拚搏!
我和陈贤馥被分配在一个行动小组，作战地点就在他的乡里。那是在韩山背后七、八里远的地方，所以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出发。按照他的想法，只要傍晚到了家，和父母亲打个招呼，便带我到祠堂里去歇息，等待指定的时间一到，立即行动起来就是了!他认为，这里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万无一失，只管放心好了!
想不到一踏进他家的门，便发现他们一家正很忙碌。原来他哥哥日间在自己的鱼塘里抓了几条草鱼，打算在晚上请朋友们吃“鱼生粥”。所以一家看见陈贤馥带着我这个朋友回家来，便显得格外高兴!他哥哥还叫他陪着我到家门口不远的鱼塘那边去。到了那里，只见树底下拄着一只小型汽油灯，我们便坐在那里的杌子上乘凉，喝“功夫茶”，听他朋友们在演奏潮州音乐。这些意料不到的情况，表明我们已被粘住了，一时是脱不了身的!可是时间是在一分分地溜过去，看来统一行动的时刻——八点半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真是坐立不安，焦急万状!
忽然，陈贤馥跑到家里拿了一条格子浴巾，里面包着一些背心、短裤等物，另外还拿着一只肥皂盒，然后回到鱼塘边上向大家打个招呼，说是要去洗澡，便带着我悠闲地离开了那里。
我们一走出汽油灯投射的光圈，便伸手看不见五指。他轻声对我说：“时间到了，行动起来吧!——”同时，他又跟我来个分工：他拿着传单，我拿着浆糊；我只管紧紧跟在他后面，他跑到哪里一站，我就把浆糊往面前的墙壁、门板或者电线杆上一涂，他再把传单往上一贴，就完事。我们走动飞快、手脚利索，又配合得很好，不到抽一根香烟的功夫便完成了任务。然后，我们连忙赶回到他家里附近的溪边，一下子跳到溪水里一浸，重要的是把头发浸湿，把两只手洗干净，又连忙上岸换上了干净的背心、短裤。接着又像一阵风似的赶回到鱼塘旁边，并以潮湿的头发、手里拿着潮湿的衣服，好像真的刚洗好澡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那时，正好赶上他哥哥把家里烧好的“鱼生粥”端来了。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吃完了这顿具有潮汕特色的“夜宵”，并带着轻松、喜悦的心情，从容不迫地跑到祠堂里去了!
那时我才感觉到，要不是陈贤馥施展了这手“金蝉脱壳”的妙计，我们是不会如此顺利地结束这场战斗的。可是，当我们在祠堂库房里的床上刚刚睡下，忽然听见有人在敲着祠堂旁边的小门：
“笃笃!——”
这声音虽然很轻，陈贤馥却一骨碌下了床，同时警觉地把穿着的木屐，故意拖得很响的跑去把门打开来。
进来的是他的哥哥。他表面上在问我们需要什么盖的东西，以免晚上睡着受凉，暗地里却在东张西望，一眼便看得出他有点神色不安。——我们想：难道外面出了什么事情吗?!……
他哥哥出去后，我们又再睡下了。可是不久，忽然听见深沉的狗吠声由远而近，后来连祠堂邻近的狗吠声也此起彼落，接连不绝。接着，一阵嘈杂的叫嚷声、脚步声，并夹杂着火把点着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像潮水汹涌一般在祠堂前面涌过去，一忽儿，又有一股声势浩大的浪潮从另一个方向朝着这边涌过来!……
好啊!整个乡里已被到处出现的传单所搅动起来了：
我的情绪有点紧张，担心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跟我睡在一起的陈贤馥，却不知在什么时候便睡着了!
次日，天蒙蒙亮，我们便连忙赶回学校。先在黄立文家里碰见了吴显模，跟他高高兴兴地谈了几句话之后，便像往日一样和他一起到学校去。在课室里又见到了林大观和李极端，彼此发出会心的微笑，互祝在战斗中胜利归来!
其实，以李极端、吴显模在城里的阵地作战和以林大观、郭启澄在漫长的潮汕铁路线上作战的情况来说，那都比我和陈贤馥在他乡里作战的情况要复杂、艰巨得多!如果没有他们那种出色的机智和过人的胆略，是难以顺利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
以在铁路线上作战的情况来说：林大观、郭启澄在当天下午必须带着传单先乘火车到庵埠去，到了傍晚再从那里乘火车回到潮安来。当火车中途到达枫溪车站并从那里开出不久，就是晚上八点半，也是其他两个作战小组以此作为统一行动的时间。可是当他们上车时，车厢里的人很多，不要说没有坐位，就是站着也很拥挤。好得枫溪站是个大站，下车的人不少，车厢也空得多了，他们连忙在车厢的角落里找到了两个靠近窗口的位子。等到火车离开了车站，车厢里的灯光暗淡起来，窗外的田野也一片漆黑。郭启澄连忙掏出挂表看了一下，便向林大观点头示意；同时站着把报纸摊开来，一本正经地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着。林大观即在郭启澄的掩护下，迅速地把一小叠、一小叠的传单拿出车厢外，并把臂膀伸下来将其按在车皮上，然后把手轻轻一放，传单便一次又一次地随风飘扬而去，——飘落在铁路沿线的土地上，飘落在穷人受苦受难的心窝上；同时，也飘落在当权者戒备森严的厅堂里，飘落在那张以鲜血绘成的机场建筑图纸上!……
一夜之间，从乡间、城里、铁路沿线等四面八方，纷纷扬扬地飘来那么多具有爆炸力的传单，就像一场暴风骤雨过后，突然山洪爆发，激流汹涌!……
但是，那些当权者也不是蒙头睡大觉的，没有几天的功夫，他们手下的一些人便窜到我们的学校里来了!日间，便有一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肆无忌惮地到处张望，晚上，在宿舍门前、运动场上以及课室集中的地方，不时发现有手电筒的亮光晃来晃去，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在此期间，那个“人所共知”的训育主任也显得特别忙碌，不是巡视各个课室学生上课的情况，就是检查各个宿舍有无异常的现象。后来，甚至校里校外都传说城里的军队就要来包围，搜查学校了!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概!
那时，校里也出现慌乱的现象。我们这些参加作战的战友们，则保持镇静。严阵以待。那些来势凶凶的陌生人，既抓不到什么把柄，即使暴跳如雷，也无可奈何！
过了一阵子，陈贤馥和郭启澄却在校方的压力下离开了学校。陈贤馥以前是不同意吴显模到北平去的，想不到他现在更要和郭启澄一起到上海来了!
那天傍晚，吴显模和我暗地里把陈贤馥从我们的住处送到城里的火车站。当我们路经县城东门外时，陈贤馥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面前那些在夜幕下尚能依稀看到的韩山、韩师、韩江和湘子桥等景物。我们知道，他此时此刻是多么依依不舍，真不知有多少说不尽的眷恋之情啊?!
其实，我们作为送别的战友，又何曾不是如此?只是在那时，我们只能以紧紧的握手来表达我们在向他告别前的千言万语，并祝愿我们在战斗的旗帜下，不久又将重逢、欢聚!而在事实上，吴显模正是通过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后来才找到党组织的。这在当时说来，全国的革命形势虽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全国的革命形势一定要继续发展起来的。这正如滔滔的韩江水，它总是日日夜夜朝着汕头的方向奔腾而去，直至涌向波涛万顷的南海中!
1988．8．8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