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潮阳多进土
陈创义

    明朝洪武五年至隆庆五年这201年里，潮阳有28人登进士。
    如果说是明朝政府实行了比唐宋更完备科举制度、且科举名额时有增加，潮阳登进士者自然增多的话，那末，为何同期潮州府登进士131名中，潮阳竟占了28名之多?
    再说，为何不上二万户人口的潮阳县，平均七年多便就出了一名进士呢?
    笔者初考，原因有三：
    一是其时潮阳重视教育事业。
    社学可算是普及教育，其时比较认真兴办：
    "邑之有社学也，盖起于洪武八年奉诏创立者。其为学凡有五，一在射闹内"，"一在城隍庙西，坐通渠之上曰源泉社学"， "一在际留仓内，曰西隅社学"，"一在南门外桥南，曰聚会坊社学"，"一在南门外南薰亭东，曰南薰，社学"。
    其实，社学即古之小学，办社学起普及教育效用。
    儒学，算是提高的教育：
    "儒学在县前华亭桥南。"
    "本朝设教渝一人，训导二人，史一人"(按：自洪武至隆庆地方志均载任职者名称，虽有时训导仅一人，但从不间断)"其所作养士几三百人，廪生二十人，增广如之，附学无数。"
    嘉靖廿七年知县刘景韶还办起书院，"始创屋二座及廊房二十间于北门城外""以为诸生讲然之所，名曰北城书院，一时名士多藏修其中者。"
    在兴学中，教育经费来自学山收租，学山落实，经费也就落实，"学山(田)四套"， "一套土名三湖山"， "一套土名猴寮"，一套"土名桃坑"，一套"土名长岭"。
    由于有经费办各级学校，使一些普通人家子弟也可有机会读书，登进士者城乡皆有，而且，在28名进士中，届县廓的刘圮、肖銮、郑文奎、肖龙、肖与成、陈大器、黄鹏、林大有、肖端蒙、陈瑞龙、林大春等u人，才占40％，而属农村的林逊、陈季芳、王靖、李若林、许伦、王铨、柯汉、姚绍、林绍，陈洸、陈江、潘泗、郭廷序、蔡亨嘉、林有源，周光镐，刘惠乔等17人，占了登进士60％。
        二是其时社会环境对攻读有利。在这二百年中，潮阳较大的事情是倭患侵扰，其中嘉靖年间曾一次倭寇曾骚扰至内地造成动乱，其余如天顺七年夏岭起义、正德十四年曾记头起事、嘉靖三十二年许楝骚乱、三十七年杨继传、邹文纲起义等仅是局限于山区沿海或部分平原地区，相对地说来社会环境是比较安定，有利士入攻读的。
    就当时社会结构来看，虽有点点资本主义田章萌芽，但如嘉靖四十五年1589户中，各色匠户882户，盐工1925户，两者合计起来才占18％。其时社会是"仕以达节为通隐"而"侈辎重之富居者、纵声使之娱是末流之滥也"。学而优则仕是其时主流，因之使多少人寒窗苦读直至登进士。
    而潮阳之登进士者，仕宦于外将兵用武如大理寺卿之周光镐，文似两浙文宗的林大春，明宫如几任监察御史、巡按之肖端蒙为人所钦敬；一旦归里，有极力抗倭之林大养、修水利围垦田之陈大器、编修县志之林大春等等成为人们楷模。社会上形成学而优则仕且荣风气，鼓励着士人磨牙铁砚，奋发上进。
    三是文化发达、师资优良、家教师传使潮阳其时多出进士。
    明朝潮阳文化发达，学术空气活跃。单是文集便有郑义的《郑石史文集》、李龄的《李宫蟾文集》、肖龙《湖山类稿》肖与成《肖铁峰集》、刘瑞葵《碧山漫稿》、吴向《鲁庵逸稿》，郭廷序《循夫集》、肖瑞蒙《同野集》，林大春《井丹文集》、周光镐《明农山堂集》、《出峡草》、肖贻朔的《三晋山居草》、吴从周《海镜堂集》、林菘《莲鹤山居偶集》、《北征草》，连同林逊《尚书经义》等学术著作一共有二十二个集子。这是潮阳历朝中所不能比拟的。尽管明代是以八股文取仕，但在这发达文化、活跃学术风气中，对于士举提高其水平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从地方史志保存点滴材料看，当时训导，教渝如周彦作、郑义天、周泰、陈康，郭政、洪彩，陈应梅……还是有一定水平的。有良师辅导生员，加上生员刻苦攻读，登进士比率相对高一些了。
    在潮阳登进士行列中，有不少是出于书香门第的。以父子翰林肖与成肖端蒙而论，肖与成跟伯父肖廷艺学习，特别随其治老苏之学更为潜正，文章斐然，领解元，登进士。肖端蒙因父告丁忧居家，面教机会多，事父治老苏之学深有所得，也登进士。父子先后同被选进翰林院，一时传为美谈。似肖与成、肖端蒙一样登进土、出自书香门第的还有刘玘（怀安教谕刘金从子)、许伦<父许倍，怀安教谕)、王铨 (进士王靖之子)、肖龙<进士肖饔从子)等人。
    有些虽不是生于书香门第，得名师传授登进士者，如林逊师事蔡希仁先生传古文尚书而尤究心于当世之务后登进士。
    注：文中引用资料见《潮州府志》《潮阳县志》87、 3、 29